曾说过太多社会活动会谋杀人的创作力的高产作家严歌苓，一直有意无意地保持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近日，她却意外地上了《鲁豫有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说严歌苓是高产作家一点也没有夸张，从创作之初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她出版的小说超过30本，保持着每年至少一部的产量，她笔下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上世纪30年代河南农村妇女王葡萄，有在大洋彼岸沉浮挣扎的扶桑，还有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女话剧演员田苏菲。
有人说，出身于小说世家的严歌苓是一位天生的作家，随着外交官丈夫辗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部部都是佳作。对此严歌苓很坦率地说：“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很想写中国当代人，可惜写不了
记者：当年你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怎么想到写小说的呢？
严歌苓：因为我想用语言创造一种文学的艺术。现在我发现，小说光有好的语言已经不行了，一些国外的作家，文字很好，但没有故事。小说一定要讲故事，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悟。
记者：那你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吗？
严歌苓：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很匮乏的，对很多物质都是匮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富饶的就是故事，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要把我曾经听到的，看到的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故事，一个个写出来。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多产？
严歌苓：很多人说我很多产，确实是。像《陆犯焉识》这样的故事，如果不写的话，我就觉得我会死，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写。
好像有人说过，你的一生里，塞得进三个人的生活。我觉得确实也是。走的地方很多，成年开始得很早，在12岁就开始做成年人了，就当兵了，所以确实经历是很丰富的。那么我会一直这样读下去，写下去，这也就是我常常对自己开玩笑说的，我就是一个写稿佬嘛，写稿佬就是要一直写的，也没把自己看得很高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写才能高兴的人，写才能感觉到存在的人。
记者：这些年你在国外生活，依然保持着高质高产的写作，是因为有很多感悟要和读者分享吗？
严歌苓：我先生是美国外交官，每过三四年，我们就要换个国家生活，所以，这些年我的生活状态是游牧式的，像个吉普赛人。
我很喜欢欧洲的人文环境，在巴黎的地铁或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不同年龄的人捧着名着或畅销书在认真阅读，每次看到这些安静的身影，我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但是，我最想写的不是他们，而是中国当代人的生活。
你看，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又有很多城市人去国外，现在还有不少城市人又想回到农村去生活，这些都很特别，我很想写写他们。可是我却写不了。
记者：为什么写不了？
严歌苓：因为我是飘忽的寄居者啊！我很想踏踏实实地感受现在的中国，跟我原来的生活接上。你发现没有，我的作品写的大都是1990年以前的中国人，《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写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中国，我对之后中国人的语言、服装、状态都没把握了。
人越成熟就越知道天高地厚，我和当代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代人，很多想法是两极的，如果不在中国住下来，我没有自信能写好他们。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才畅销，感觉很悲哀
记者：你这几年经常回国看看，应该也接触了不少人吧？
严歌苓：是的，但是说实话，我对他们的生活有些匪夷所思。我接触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有些可怕，每天想的就是去哪里洗浴、享受，但我对他们也了解不深，找不到共鸣。
记者：你最想写的是哪些人？
严歌苓：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人，民工、女学生，他们能反映当代的问题。中国农业人口巨大，当他们纷纷进城后，国家的很多东西就改变了。我去酒店旁边的商场买鞋子，那个女售货员从农村来城里10年了，两千多块钱一个月，生了孩子，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不想回农村，他们的孩子就在城中村长大，环境很复杂。
记者：如果要写他们，那你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吗？
严歌苓：会！一定会！我写《第九个寡妇》时，到农村和妇女们一起生活，每天和她们一起去挖红薯、下地干活。小说写完后，我又去了农村，看自己写得对不对。写《小姨多鹤》时，我在日本一个小山村住了一段时间，接触最传统的日本女人。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深入生活的作家越来越少了。
严歌苓：可能是我写小说很重视故事和人物吧。
记者：你写作时，有没有想过作品的受众大概是哪些人？你想要去打动哪些人？
严歌苓：没有，我想如果这部作品打动了我自己的话，也一定能打动其他人，人性是共通的。我从来不编造故事，我的创作是很诚实的。我从来没想过会不会被打压，能不能畅销。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记者：你笔下的小人物大多命运坎坷，如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等，但她们也有共性：贫贱、忍耐、受多少苦也不会六神无主。这些人物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严歌苓：多少会有一些吧！我骨子里很坚韧，我认为坚韧是一个人最优秀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才能对得起你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燥的整整一段青春。不仅是这些女性有一点点像我，那里面的老爷们也有点像我的。
记者：举个例子，哪个老爷们？
严歌苓：我觉得我写的《陆犯焉识》身上有很多是像我的。
记者：你的很多小说是因为改编成了影视剧，然后才被读者所熟知的。很多人说，这是小说最好的出路。
严歌苓：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悲哀。
从小话比较少，耳朵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作品中所有的文字，所有的人物都是你们创造出来的，会不会到后来变得很任性，我喜欢的人我可以把他写得很好，不喜欢的把他给写死？
严歌苓：我这里面好像好人都死掉了嘛。
记者：你笔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鲜活立体的，人物原型有没有来自家人朋友？
严歌苓：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话比较少的一个人，但是我的耳朵是一直打开的，老是在听，所以从小到大总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在脑子里，搅得我不得安宁。
记者：你还能想到是什么样的故事吗？
严歌苓：小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阿姨自杀了，因为她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抢救，所以她是赤身裸体的，但是很多人围在她身边，总是想看她的裸体。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电工，他把烟头掉在她身上盖的被单上，然后把被单撩起来去抖那个火星，那时我觉得人性在这样的时候，在一个极其弱势的生命面前，会显示出他非常不堪的一面，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当然我写这篇小说，已经把它写得挺优美的了，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纯粹的丑恶，或者是纯粹的不堪的话，我是不会有创作的热情的。
记者：你觉得作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严歌苓：应该有天分，应该读很多书，应该有一颗同情心，还应该少说多听别人的故事。
记者：你关注过“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吗？
严歌苓：看过一些，韩寒比较成熟，他有一种痛苦，而且语言很好。
记者：他们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
严歌苓：因为他们懂得年轻人的孤独与愁苦，他们可以给同龄人一些精神引导，这是父母做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