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有个朋友在公安局，常从倪正的摊上混双小孩鞋。时间长了不过意，说：“我们那儿有电脑，你不想查查以前认识的谁谁，现今在哪？”
倪正没什么可查的人。该有联系的，搬哪去也知道下落。该没缘份的，把名字地址写小本上也白搭。突然，一个名字像氢气球似地从记忆的深海浮了出来，塞在他的喉咙口。
别！还是别打听她！
倪正把这触目的红气球强压进心底。可是从此他不得安宁。终于有一人，他去找朋友说：“帮我打听打听汪学勤吧！”
“女的？”
“女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小学老师。”
“30多岁？”朋友颇有深意地歪着头。
“对，30多岁。”倪正眼前出现了一位端庄的女人，穿敞领很大的制服，好像那是两片葵叶托者她的脸庞。
“明天听信吧！”
“哎，错了错了！”倪正两手一拍，清脆地如同塑料鞋底击在一起。“那时候30多岁，现在25年过去了，该是靠60的人了！”
小时候教过你的老师，在学生眼睛里，似乎永远年轻。
朋友把地址送了来。倪正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汪学勤，现已退休，住在郊外的卫星城。
倪正给小学时的中队长，现在的女记者姚小蒙打电话，约她一块去看汪老师。他不愿单独去见老师。“下课后你单独到我这儿来一下。”对所有的孩子，这一句话都具有持久的威慑力。
“你怎么突然想起扎她来了？”
“不是突然。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想找她，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咱们再约上乔一水吧！她现在是医生，主治医师。当初是咱们三个人。现在也许是咱们三个。”女记者说。
倪正用的是公用电话，已经有两三个排在他后面，像准备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由你安排吧！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他预备搁下话筒。
“你是发起人，怎么反倒成了我召集？”女记者骇怪地叫起来。
“别忘了，你是中队长，而我不过是个普通队员。”倪正觉得这理由天经地义。
“那乔一水还是大队长呢！”姚小蒙很愿意延长这种谈话，它使人觉得年
倪正回到家，修了胡子刮了脸，又叫老婆预备了一套西服。最后把这几天的晚报重新后了一遍（他没订别的报），把国家大事说了说，预备那个女老师提问。想了想，再没什么可准备的了，便安安静静地开始等通知。
天下雪了，倪正的雪地靴卖得挺快。他突然用余光瞟到两位气派不凡的女士站在一旁，虽没看清脸，也立刻停止了同顾客的讨价还价。他得让小学同学记忆中那个诚实厚道的小男孩永远活着。
真是她俩！姚小蒙穿一身大红色太空棉防寒服，喜庆得如同一根笔直的二踢脚。乔一水脸色苍白，从头发梢卫往外沁着药气。
“刚下夜班。”乔一水轻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在太阳穴的内侧，宁静地注视着倪正。
瞎！大队长就是大队长！这一眼，就让倪正回到了当年俯首听命的位置上。
“我同汪老师联系上了。她在家养病，随时欢迎咱们去。”姚小蒙面向乔一水说。
“我回去换套衣服。”倪正也向乔一水说。
“不必了。去看老师，又不是当新郎倌！你当年拖着两筒鼻涕，汪老师也没嫌弃过你啊！”
假如是别的女人这样说倪正，倪正会火的。但乔一水从小就是这样对倪正讲话，反倒亲切。
“既然是去看病人，空手不好。”姚小蒙说。
倪正本来想说从自己摊上拿两双鞋吧。有一种适合老年人穿的棉鞋，脚踩进去就像陷进面包里，暖和极了。又一想，从自己摊上拿，显不出贵重。就是她们终于决定要送同样的鞋，也一块到国营商店去买。
乔一水说：“咱们一边走一边看吧。什么东西像萤火虫似地在咱们眼前一亮，就说明咱们都看上它了。甭管多少钱，买就是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猜大家都不会吝啬的。”
倪正随两位女士走在繁华的街道上。他绝对要比她们想像的富，他在提醒自己：一会掏钱的时候不要太大方，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就多出钱。三一三十一，大家均摊。不能让一位大夫、一位记者心里头失去平衡，她们虽然名气大，手头肯定不宽裕，不能在这上头压过了她们，让大家不痛快。就是想对老师表示心意，这回认了门，下次自己多提点礼物去看看，不是更好吗！
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冬流行大披肩，像床单一般大的围巾，把女人们裹得如同襁褓中的婴儿。两个女人站住了。
“给汪老师买条大披肩吗？”倪正问。
不。不。两个女人开始移动脚步。在那一瞬，她们想到的不是年逾花甲卧病在床的老人，而是自己。
“你们说，汪老师会不会忌恨我们？”乔一水突然转过身问。
他们面面相觑，这是他们一直在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的良心驮着这个问号走了二十五年，这个问号浸满了水，越来越沉重。他们去看望这个老女人，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解脱。
他们是站在一家光怪陆离的玩具商店面前谈论这些话的。一群绒布猴子一只搭住一只，攀在透明的悬崖绝壁之上。
“假如她那时不抽烟就好了。”姚一蒙说着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兀自抽了起来。
“假如我们那次不到她家去就好了。”倪正说。
“假如我们没看过那场电影就好了。”乔一水说。她开始漫步向前走，好像一只没有帆也没有橹的船。
没有人能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许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老师。
汪老师的家那时候在天安门附近。1964年的国庆节，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从未有过的盛大与升平。汪老师随口说道，在她家的小院里可以看到礼花在头顶开放，有一种绸布的降落伞，还曾挂在她家的桃树梢上。
乔一水说：“汪老师，十一那天晚上，我们到您家去好吗？我们保证不打扰您，只在院子里静静地坐着。”她自知自己是好学生，而好学生总是比较敢讲话的。
汪老师觉得自己过分渲染了国庆节之夜的美丽，而且这将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她与公婆合住，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她不愿拂了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好吧。不过你们不是在我家住一夜而是住两夜。”因为她家距天安门太近，从九月三十日下午戒严直到2日凌晨才解除。
初次离家！这对少年们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全班学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大队长、中队长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去老师家。
第一夜他们睡得很好，有一个崭新的节日在等着他们。第二天他们很早就爬起来了，预备每一分钟都与众不同地度过。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播音员在收音机里用夸张的声音热烈他说：看！农民兄弟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手里的麦穗像金子一样在闪光，棉桃像银子一样灿烂……
在这段话过去大约十分钟，孩子们在胡同口，从大人们的胳膊缝和脖子旁的空档里，就看到农民伯伯和婶婶们走过来了，只是麦穗和棉桃都耷拉着。农民都是高校的学生装扮的，头天晚上在指定地点坐了一夜，刚才又着实兴高采烈了一阵，现在都无精打采的。乔一水最先失望：“这还不如过些日子新闻电影拍出来好看呢！”
大家都有一种受了骗的感觉。
回去吧。汪老师在自己家里忙着做饭。她平日工作忙，顾不了家，节假日就像赎罪似地干活，况且她这次又领回一帮半大不小的毛孩子。姚小蒙觉得汪老师对大伙还没有在学校时好。
开饭了。汪老师怕孩子们拘束，就给他们在院子里单开了一桌。大家看着围着花围裙的老师。觉得很陌生。
汪老师把饺子盛好，又忙着侍候公公婆婆去了。孩子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咬饺子，茴香馅的。乔一水父母都是南方人，从来没吃过这种馅的饺子，就说：“我不吃这种草做的东西。”姚小蒙也说：“这东西有一股中药味，跟咳嗽糖浆似的。”倪正原本是吃茴香的，一看大队长中队长都不吃，自己也不好意思说爱吃了。
汪老师一看饺子剩了这么多，就掏出钱来让孩子们到街上去买点心。游行还没完，戒严着走不远，只在胡同口小铺里买了几块月饼，硬得像怀表，泡了水才咽下去。
到了晚上，才发现站在外头看焰火简直是受罪，就像在太阳底下仰头看太阳似的，根本睁不开眼。还有纷纷扬扬的礼花弹皮，像雪花似地飘洒着。汪老师一家都躲在屋里不出来，只有三个孩子像小桃树似地站在院子里。
终于等到放降落伞了。一串发着磷光的亮点在天幕上吱吱叫着乱窜，划出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在摇曳的银线就要熄灭的瞬间，一个个蝌蚪似的降落伞，陡地抖开在无边的苍穹。它们无声无息像候鸟似地迁徙着，被无所不在的高空凤吹得膨胀如睡莲。礼花尚未散尽的烟尘，在长空中留下斑驳的彩雾。降落伞钻过它们的时候，被镀上美丽绝伦的色彩。降落伞像蒲公英花似的，抖一抖身躯，将瑰丽的颜色留在天空，它们洁白而又执着地向大地扑降下来。
假如能捉到一只降落伞，所有的沮丧就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国庆节将无比美妙地飞翔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永远不会着陆。
起风了，北京城极少见的正南风。风在半空中扬起翅膀，将所有的降落伞都驱进故宫深不可测的院落之中。
汪老师以为他们很高兴。她最后一眼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像向日葵一样望着星空。她被亲友们拉去打麻将。她极少陪着玩这种游戏，因为亲戚们对她领回家的孩子们很宽容，她愿意让他们高兴。
三个孩子躺在一张床上，久久没有睡着。他们刻骨铭心地想念自己的家，觉得这个阴冷的宅院莫名其妙。
“汪老师骗人！根本就不会有降落伞落到这里来！”乔一水说。
“骗人倒不是。怪南风。”倪正说。他在天空盯住了一朵降落伞，觉得它已经属于自己了。只要收紧线，降落伞就会像风筝似地回到自己手中。
怨南风是很公正的，可怨南风解不了气。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嫁祸于人。比如小孩子不小心跌倒了，大人们就跺跺地说：多么可恶的地啊！
“我要上厕所去。我一害怕就想撒尿。”姚小蒙说。
当了医生的乔一水，后来正确地分析出人害怕时尿多是因为心里紧张血流增快，血像山洪暴发似地通过肾脏，肾就滤出了更多的水。这就像往筛子上倒的河砂多，筛出来的石头子也多一样。
姚小蒙去上厕所，穿过一重又一重天井。这同自己家不一样，自己家的厕所就在单元房内，汪老师的家中的厕所在院落最深处。她几乎迷路，突然听到一阵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击声，像一曲晦涩的歌谱。她想起一部电影叫作《永不消逝的电波》，她在那里面听到过这种节奏--那是电台在发报！姚小蒙被自己的重大发现吓破了胆，她没有胆量去寻觅这声响发出的准确位置，连厕所也没有去。所有的尿都倒流回血液中了。
“乔……一水，你睡了吗？”她颤颤惊惊地问。
“我没有睡。我想明天一早我们坐头班车回家去。”
“你不上厕所去吗？”
“我没有尿。我不去。”
“你去吧。你要是去了，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姚小蒙把乔一水从暖和的被窝里拉出来。
乔一水被秘密吸引着，披起了衣服。很快，她就回来了，脸白得像月光下的一块碎镜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姚小蒙想她应该说听到了什么，结果是看到，这说明秘密之外还有一个秘密。她不甘示弱地说：“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所以我才叫你去的。”
“我想汪老师是一个特务！”
啊！
连最先听到发报声的姚小蒙都吓了一大跳。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了？
“我看见汪老师穿着一件绸子衣服，闪闪发光，像是洋铁皮做的一样。她正和几个人在商量什么事，头像羊犄角似地抵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点的是油灯！”
那天晚上，这一片停电了。孩子们一直没有去拉灯绳。在他们受过的教育中，所有的特务聚会时，点的都是油灯。
女孩们把倪正叫醒，把这个重大的发现告诉他。倪正像梦游似地被逼看去看了一趟，回来时竟比女孩还要激动。他看见汪老师正在吸烟，油灯光是从下面往上照射，这个角度的光芒使任何人的脸都显得狰狞而恐怖。还有银光闪闪的绸缎夹袄、笔直的硬领代替了平日朴素的大翻领。那个温柔美丽的女教师在扑朔的灯焰中消失了，从烟雾中浮起另一个女人，像连环画中的地主婆。
孩子们在昏暗中惊恐地睁大眼睛，断定自己堕入魔窟，他们很想有所动作，但是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或是能干点什么。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觉得事情既然有了这么不寻常的开头，一定还得发生下去。直到无边的困倦像一床黑而柔软的毯子，将他们裹胁而去。
第二天阳光灿烂，所有昨天晚上的事都像一个吓人的童话。汪老师穿着洁净的翻领服装，为他们买来大饼油条。他们都饿了，吃得忘了一切。等到吃饱了，他们就快快活活地同老师家人告别，回自己家去了。
汪老师把他们送到汽车站。那时候逢到过年过节，汽车站上也有人卖票。汪老师为孩子们买了票，一放在他们手心里。
这个汪老师跟那个穿绸缎衣服，抽烟，手指像发报一样动弹的女人，是一个人吗？孩子们迷惆地看看太阳，太阳的光线像注射器推药一样，把温暖注入他们的体内。他们昨天晚上都忘了掐掐自己，主要是当时真实的绝想不到要掐自己。他们又想互相核实一下情况，一看彼此问询的眼光，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
“怎么办呢？”下级问上级。在少先队员眼中，三道杠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我们应该向公安局报告。”乔一水在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中说。
可是，报告什么呢？在黑夜中显得那么铁案如山的证据，在阳光下突然像蝙蝠一样藏匿起来。
“那我们就暂且不去报告，暗暗观察她的活动。等情报搜集得多了，咱们再一块报告，你们说好不好？”大队长到底是大队长。
“好哇好吃”两个下级齐声欢呼。他们不单因为这个主意妙，而是为不必再纠缠在这件可怕的事情上而高兴。
他们很快把这件事给忘掉了。他们恰好13岁，这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叛逆的年龄。如果把每一个13岁少年脑子里掠过的念头，都用化学药品固定下来，一定会塞满一个庞大的博物馆，并且令所有的成年人胆战心惊。他们会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会怀疑周围某个熟人是外星球的奸细，或者干脆认为自己爱唠叨的祖母是一条大灰狼变的……
这一切都本该消失的。他们面临升中学的关口，汪老师很负责地抓他们学习。他们虽然有时会恨恨地想起：你也许还是个特务呢，别这么神气！但更多的时候，不得不俯首听命。
汪老师没有察觉到孩子们轻微的怪异。她虽是大学，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从中央的机关消洗出来。她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她不知道少年有一个反抗期，她只是全力以赴钻研把孩子们学习提高上去的规律。
一切如愿以偿。大队长、中队长和那个进步最显着的学生，都考上了重点中学。家长们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他们在毕业前与自己的老师和好如初。因为除了那恐怖的一夜，他们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他们在中学读了8个月的书，从此开始了“史元前例”.他们被高年级学生戏称为小萝卜头，中学里的一切还没来得及熟悉，他们又长又大的尾巴还留在小学没甩进中学的大门。他们目赌了所有的热烈所有的澎湃，听得见自己的骨头麦苗拔节似地咔咔作响，可中学不需要他们。
不知哪个学校一个聪明的男孩，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杀回小学闹革命！
啊--呜啦！孩子们欢呼起来。那时候他们学的是俄语，这个表示欢乐的词像多少年后的ok一样风行。
从初中的老末到小学的老大，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划时代的变化。乔一水和姚小蒙已不是大队长和中队长了，中学是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她们已同倪正一样成为平民。大家快活地抒了别情，想起自己神圣的使命。
“真没想到，咱们那个时候的革命警惕性就那么高！”乔一水由衷地赞美一年半以前的自己。
“听说汪学勤已经给关起来了，正等着咱们这发重磅炸弹呢！”姚小蒙说。
“主要的还是你们俩说吧。我补充行吗？”倪正仍旧是很憋厚老实的样子。
孩子们高兴极了，充满无与伦比的自豪。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所有压在头上的大山都在一夜间轰然倒塌，自己就是天生的革命者。
他们争着回忆那天夜里对特务汪学勤的发现，互相补充想像着把事情织补得天衣无缝。汪学勤现在就关在一问小黑屋内，等着他们批斗。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门前，突然一齐站住了。
“你先进去吧！你是大队长。”倪正推乔一水。
“大队长怎么了？这次就非让你先进，你还是个男孩呢！”乔一水掩饰住内心的怯懦，很有气魄地说。
“别争了。喊一、二、三，我们一起进！”姚小蒙说。
他们砰地推门进去，好像一个汹涌的浪头。汪学勤正坐在桌前写检查，她第一个表情是充满欣喜的。当年她最喜欢的几个学生，长高了长大了……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树枝一样摇曳着，想去抚摸他们的头……
三个人惊愕地后退了一步。他们的汹汹气焰在老师的这个习惯性动作面前，好像绵白糖泡进了水里。他们拥挤在一起，对老师的传统畏惧像虐疾一样发作，他们躲闪着，好像老师的手是一场突然袭来的风雨。
乔一水毕竟当过大队长，她对自己和同伴们的怯儒很不满意，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了。少女柔美而洁白的指掌，在空中像划水似地游动着，空气嘶嘶叫着，裂开一道黑暗的峡谷。她的手像鸽子一样飞了过去。毕竟只有14岁，还没有成年的汪老师个高，乔一水的手只击到了汪老师脖子与面颊相连的部位。那里是一个水坑似的凹陷，女孩子的手背，便像被虫噬过的树叶，不情愿地翻卷了过来……
就像暴雨中是先看到闪电而后才听到雷声。许久之后，时间长得乔一水感到手指发酸想回去睡觉了，他们才听到震耳欲聋的皮肉撞击皮肉的响声，很清脆，像气球爆裂时的声音。
残暴是具有传染性的，孩子们都举起手来……
“你们为什么？为什么……”汪老师惊愕得像一头被击中的母鹿。她什么都想到了，可她没想到自己最喜爱的几个学生，会向自己高举起手掌。那些手掌比半年前大了一点，像一枚枚闪亮的白烨树叶子，她甚至看清了胖而圆的小手掌上婉蜒的纹缕，像一条条嫩红色的河流……她其实是常常看到风铃似的小手掌的，它们高高地举起，像栽在课桌上的一种奇怪的植物，忽而生，忽而灭，全凭她的意志而生灭不已。现在，轮到她向她最心爱的学生，提一个自己一生都无法解开的问题。
“因为你发电报……”
“因为你是特务……”女孩子尖锐的声音像鸽哨，一样，即使在诅咒的时候，也很悠扬。
“因为你抽烟……”乔一水感觉到了证据不充足，抛出了她认为最有分量的事实。六十年代是一个节俭而扑素的时代，她真的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人抽烟。
汪老师没有感到疼，所有的感官都进入了思索的提问：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形下她当着孩子们抽过烟呢……
“打人的感觉，像一副手套，粘在我的手指上，这么多年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乔一水站在丝绸商店花团锦簇的橱窗前说，脸色端庄而平和。在马路上，走着许多这样温文尔雅的中年知识女性，你绝想不到她们曾经有过的凶猛和残忍。
“所以，我们才要找到汪老师。不但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姚小蒙如今活得磊落而洒脱，几乎没有什么事她办不成。她有许多朋友，她慷慨地为朋友们办事，觉得自己像甘霖一样普渡众生。但她内心最偏僻的角落，有一块隐病。许多年来，她把岁月像积雪一样堆在上面，她以为自己成功地遗忘了这件事。现在，积雪轰然倒塌，它非但没有将一切消失，反而保管得栩栩如生。
比较起来，也许倪正的罪恶要小些。在巴掌的起落中，小男孩是控制了胳膊上的肌肉力量，只要大队长和中队长不说他是叛徒，他愿意手下留情。他想汪老师一定也感觉了这一点，因为人脸是感觉最灵敏的地方。她妈打他时，哪一下轻，哪一下重，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许多年后他才懂得，不在于手的重量，而在于手的高度……
他们急给汪老师买块绸缎，挑来捡去确定不了颜色。后来决定买支人参，野山参和高丽参又恰好没货。买吃的水果食品吧，乔一水坚决反对，说这太庸俗了，又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代。姚小蒙说要高雅的，那我们去买一束鲜花吧！大家都非常赞成，兴冲冲地挤进花店，人家说鲜花要预订，现有的几株有点凋零残败了。
突然，他们眼前一亮：这不是乔一水说的萤火虫飞过，而简直像颗照明弹炸在眼前。
这是一家很大的工艺美术商店。无数珍宝玉翠，像小妖的眼睛似的，在黑金丝绒铺就的台面上，熠熠闪光。
那个穿着巨大翻领的整洁制服的老女人，是不会喜欢这种东西的。
越过这些珠光宝器的饰物，真正吸引他们视线的，是一套乌黑如炭的福建大漆烟具。一个小脸盆大小的烟灰缸，一个精美绝伦的烟盒，端放在椭圆形的托盘里，仿佛是黑色大理石雕刻而成，润泽而温暖地等待着他们。
“对！就买它！”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能评判老师吗？他们想借此道歉吗？难道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有资格对老师说：您其实是完全可以吸烟的……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但在无数的商品之中，他们一眼看中了它！
“你们俩个把它买下来。我再去转转。”倪正不容置疑地扔下这句话，匆匆走了。两个女人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第一次意识到他不再是那个憨厚的男孩。
大队长和中队长很顺从地采纳了普通队员的主意，细心地挑了一套绝无瑕疵的烟具。倪正赶了回来，手里托着一枚像金龟一样耀人眼目的打火机。
“多少钱？”姚小蒙问。
作为医生，乔一水毕生致力于反对吸烟，但她很赞赏倪正的想法。现在，就更加完美了。
倪正报了一个价钱，很便宜的。作为一个对烟具颇有研究的女人，姚小蒙没有揭穿他。这种打火机的价钱其实很昂贵。
他们把东西递给购物小姐，让她用铝箔包扎成一个很美丽的包裹，还用红丝带扎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他们终于在林立的居民小区找到了汪老师的新居。离天安门已经很遥远了。
他们按响门铃，有悦耳的音乐响起。从门铃的考究来看，汪老师的晚年，该是很安逸的，大家心里很宽慰。
一位腰系白围裙的小阿姨开了门，听他们讲清来意，很热情地说：“请进。很欢迎你们。汪老师这两天总在念叨你们。不过，”她侧身将他们让进门厅，压低声音说，“讲话时间可别太长，汪老师的病很重，是肺癌……”
礼品盒子上的红蝴蝶，像活起来一样，飞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