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出现历史久远。但从商人诞生之日起，一直就被人为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奸商；另一种是儒商。奸商不遵从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无商不奸”,囤积居奇，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苍蝇也是肉”,“官倒”、“奸商”等词就是人们对这一类人的蔑语。儒商讲求价格公道，诚信为先，虽然在商言商，但义气为先，许多百年老店乃至千年老店为这部分人树立了榜样，中国的儒商鼻祖公认是孔夫子的弟子端木赐。

    在端木赐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好的商人，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也没有个贤人做个总结。端木赐拜孔夫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夫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贤者中囊括各行各业，他对经商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把如何经商总结为四个字：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教导，据义求利，生财有道，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

    端木赐是商业世家，他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士”,远高于农民和工民。（“士农工商”排名，是到了汉代才因为重农思想而兴起的，此时商人成了最末等的公民。）那时经商都受命于官家，大概需要一个官方下发的营业执照或是红头文件，是个垄断产业，准入门槛非常高。端木赐既为名人孔夫子之弟子，又曾为鲁、卫之相，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又出生于商业世家，对经商很感兴趣，且当时经商的社会地位相对很高，端木赐可说是具备了经商的一切社会条件。他既为相，又经商，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官倒”了，只不过没听说过他腐败的传闻。

    端木赐既有心经商，又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跟着孔夫子周游列国时，顺便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乃是人之常情。众所周知，孔子曾周游列国十四载而不知倦，作为随行人员之一，端木赐一方面跟师傅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一方面大量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端木赐能言善辩，连老师都佩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这么能说，做买卖讨价还价肯定没问题了。跑业务全靠一张嘴，端木赐做的是跨国生意，大概懂得多国方言，口才没得说，生意不做大才怪。

    他在理财经商上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也就是说端木能准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事果断，子贡的天赋，就是拿到现在玩股票，估计也肯定是“大家”.

    旧时的中国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铺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陶朱指的是范蠡，端木就是端木赐，他们两个是中国民间最早的两位“财神”.如果按财富的多寡计算，端木大概不如同时代富可敌国的范蠡，但端木确立自己商业领袖的地位稍早于范蠡，因为他是孔子的高徒，又是标准儒者，所以后世商人都把他当做儒商的鼻祖。更重要的是，他使货殖的概念深入了中国商人和商业的内心，打通了一条中国资本冒险的通道。货殖是中国资本冒险中第一个专有的名词，它的含义既包括商业行为，也可指代商人。当然，他能成为儒商的鼻祖，首先是因为他是孔夫子的学生，沾了老师的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端木大概那时早就这么认为了。所以他断然以自己的家财作为资本金在市场上进行经营，贱买贵卖，囤积居奇，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他内心中可能对颜回似的“圣人”是不屑一顾的，想着如果所有学生都象颜回似的穷得叮铛响，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周游列国还不得饿死？

    他既为相，又经商，把孔夫子的思想与实践发挥到极致。他既信奉“学而优则仕”,又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捞其财，富致千金，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成为儒与商的最佳结合，真正无愧于中国儒商第一人。难怪199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聚首巴黎时宣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而现在年营业额世界第一的巨型跨国公司沃尔玛创始人山姆威顿说：沃尔玛创业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