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兰成的身上几乎可以看见旧时文人的一切的秉性，才气、风流、自私、软弱……
胡兰成天生一副书生的风流的模样，这样的外表不仅可以令文人艳羡也是令那些单纯或骄傲的知识女性而倾倒。
说胡兰成的才情，自然是他的文字。有人说“都说张爱玲的才气高，其实胡兰成才气更高”,对这样的话，我想是不必太多介意的。不过，胡兰成笔下的浙南乡村确实是难得地生动。胡兰成说，“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正是这种荡子情怀中的丝许真诚，那陌上的桑树，清明时茶园，胡村的桃花，三界的渡头才显得那么一往而情深。这些静谧朴素的田园风景里，乡下人的生活也是有滋有味，纯朴得可以。胡兰成写“嫂嫂在后屋与姊妹们做针线”,少年小胡与她们十分的融洽，“叫我坐在小竹椅上，拿着手中的鞋面布比比我的脚寸。比对过了，她一面做，一面唱：‘油菜花开黄如金，萝卜籽开花白如银，罗汉豆开花黑良心。’说道：‘黑良心就是你大哥’”（《清明》）读到这里，我竟暗自发笑。这位胡家大嫂怎地晓得眼前这位英俊的小叔子他年比起他的哥更是“罗汉豆开花”啊。胡兰成自小喜欢在女人堆里呆着，虽然不比大观园里的宝二爷处处“惊艳”（胡兰成以后的文字中很喜欢用这两个字），但少年的男孩不去村头溪边同伙伴们去玩耍却要陪着嫂嫂们纳鞋底，也真是乖巧的离奇。
胡兰成的文字也极一种乖巧伶俐，这也是那一时代的所谓“才子文章”的可人处儿。诸如“秋天的漫漫远意里，溪涧池塘的白萍红蓼便也于人有这样一种贞亲。”（《子夜秋歌》）有人说“胡的文章有气韵而无气度，正像他的做人，有灵气而无灵魂。”（钱定平语）
写到张爱玲，胡兰成的笔墨似乎显得不那么轻灵圆润了。张爱玲可以埋怨“利用我的名字推销胡兰成的书，不能不避一点嫌疑”（一九七七年九月八日致夏志清），但我们对此却是难以有什么指斥之类的言辞的。倒是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很少见到这位才子的身影。
胡兰成在他的《民国女子》中口口声声道“爱玲”,“爱玲”.
他说“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这样的文字早已不是回忆胡村时的“清嘉”、“脱俗”.
张爱玲是爱他的。从胡兰成的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他的爱是被动的--“被动”这个词可能并不恰当。胡兰成是因着张的才情和才名，继而“惊艳”,她的到来，“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界上各种身份有各种值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没有品级”.胡兰成的乖巧是一如继往的，这个打小就“很坏”的男人，对于骄傲得单纯的张爱玲来说是断然要坠入情网的。胡兰成说“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张爱玲那年二十三岁。他们并未举行婚礼，只有一纸所谓的“婚书”,胡兰成竟认为是“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所以，“虽然结了婚，亦仍像没有结过婚”,胡兰成的矫情正是因男子主义的虚伪，“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如此的口吻实在要叫人“唾弃”的了。胡兰成这样的风流才子，“罗汉豆开花”是他的秉性，他在《女心》中写到妻子玉凤，“我教书的那两年里，每月寄钱去胡村家里。玉凤我不带她出来，因为新妇当服侍母亲。”这尚不是理由，最根本的缘由在于“我不想组织小家庭，且亦不觉有什么离情”,胡兰成的多情恰恰是薄情后的虚空，这些看似“坦诚”的表白恰恰显明了男人的自私，对于胡兰成来说，女性对他的付出，根本未曾“缺失”,他甚至以为，“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接着感慨张爱玲“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对于这样的男人，女人是断然不会有什么好办法的，所以后来在逃难的途中，他又以惯用的手段演绎出一段“风流艳史”.“我就把小时候的事，及大起来走四方，与玉凤爱玲小周的事，一桩桩的说与范先生听”,“而且也坏，引诱范先生也说她的事给我听，因为我想要断定眼前景物与她这个人都是真的，”胡兰成笃信“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哲学，遂后不久，他与秀美（范先生）“遂结为夫妇之好”.而他则以为“这在我是因感激，男女感激，至终是惟有以身相许”.当张爱玲二月里来到温州，“鹊桥相会”的喜悦在胡兰成先是“一惊”遂又“心里即刻不喜”.以下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当然乱世流离，对于胡兰成这样软弱而自私的读书人来说，女性的温柔之乡恐怕是最好的归宿之所。
胡兰成在“剖析”彼时之思想，没有丝毫的“自责”,就像在《禅是一枝花》中，大谈禅的美妙境，他不能正视生活和人生的苦难，同样，在男女之间他也同样不能正视爱的责任，他的惟一解脱方式便是“逃遁”,以所谓的心灵的逃遁回避现实中的一切。这便是中国文人式的最妙不可言的一种人生态度。胡兰成便以这种禅意盎然的哲学理念来解脱，来自圆其“选择”之必然。
历史上的大事，也每是英雄豪杰到了危难的绝地，哪里还有选择，连什么都没有得可以想了，此时惟有听天，而忽然开出了新运，所以多是听一声惭愧，余悸犹在，已喜在心头。
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做天下国家的大事，事到其间不容他拣择做或不做（《赵州至道无难》）
这便是胡兰成自我宽容，而并无忏悔的根源所在。
逃亡在温州的日子，除了于轻浮于情感之游戏中略得快慰，冷漠的光景毕竟不是胡兰成这样才子可以安于的现状，他试着重新构起同“外世”的网络，又总是忧心忡忡，这种恐慌与苦闷是乱世文人的流行病。他化名张嘉仪，“冒爱玲的家世”,身为丰润的女婿这倒也是顺水的事。他首先“勾搭”上了当地名宿刘景晨。去刘家造访，老先生说：我这里平常不要年轻人来，因为这班人总是想利用。给“张嘉仪”迎脸一个下马威。胡当时“听了一惊”.接着他又以“张嘉仪”的名同梁漱溟等人通信，差点儿被梁推举进了京城。只是他“生不逢时”,只能依然继续着他的“逃亡”漂泊的生涯。谈起温州时的恐慌，《今生今世》里有一段记叙：“忽一日午后，院门口进来二人寻问张嘉仪先生，我惊得魂灵出顶，想着莫会是来查缉我的……”原来是吴鹭山和夏承焘二位来访。
《今生今世》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胡兰成买了两本书，《清嘉录》和《圣经》给来温州看他的张爱玲。张爱玲一个人在旅馆里，一气把《旧约》看完一半。她叹息道：“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真是伟大的”.但在胡兰成看来，“以色列人与我何干，况又《圣经》是书本上的事”.张爱玲在同他谈着“书本”上的事，胡兰成则在意的是图欣赏眼前的说话人，“这般可喜娘罕曾见”.“而且爱玲是把《旧约》这样的好书，亦看过了当即叫我拿回去，连台子上亦不教留，她就是这样干净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得不在意这一情节并由此发出他们二人这样与上帝擦肩而过的叹息。胡兰成曾在教会学校上学，但他给张爱玲《圣经》只不过将其当作一本美妙的文学作品。而一位姊妹说：张爱玲对《圣经》的态度就是因为是胡兰成给她的，而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情爱，胡兰成同样以他惯有的态度处之，他也曾与张爱玲说“小周”同他的“艳事”.他认为“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两地》）。
对于这样的一个男人，张爱玲果真是糊涂还是无奈或麻木地无所谓，但这一切已注明她的结局的悲剧定位，同样，这样的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他的“下水”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胡兰成的文字在内地出版，同时听到了身边人的两种声音：一是惊叹沈从文、周知堂之外，胡氏文字的精致慧美，甚至以为胡的才气比张爱玲更是了得。其次，便是指责胡的人格，更以为像胡这样的汉奸的书是不应该在大陆出版的。这种纯真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今天已成为许多文化人的“人格象征”.
所谓“汉奸”问题，自然是历史问题。我并不主张“健忘”,而中国人恰恰喜欢健忘，远可大做“汉奸”文章，没有宽容；而近则可将文革忘得一干而净。
对于胡兰成的“轻视”,虽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叹，而在我并非因他的下水，因为胡氏的作为是中国文人软弱自私的典型。
说到胡兰成的才情，文字之外，我开始留意他的书翰。据说胡兰成曾在沪浙一带卖过字。
胡的书法是以“尚碑”为格，笔墨倒也凝练，时而透出一个才子风流的不羁情趣。有人说，他的字里就透着一股汉汗气，鬼鬼祟祟，实在有的搞笑。胡兰成毕竟是一个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