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许多经典抗战老片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其中，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最受欢迎的抗战片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李英儒先生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曾最先在《北京晚报》连载，其改编拍摄屡闯“禁区”,“文革”时还被打成大“毒草”……

　　1958年，作家李英儒完成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小说出版前，在《北京晚报》连载。八一厂导演严寄洲回忆：“王府井拉洋车的师傅生意也不做了，就守着报摊等着报纸来……虽然家里订着《北京晚报》，我进城办事仍要买一张，边走边看”.1960年，修改后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或许受当时创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作者“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1961年6月，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周恩来总理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这次会议缓解了紧张的创作气氛，1962年至1964年，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拍的。

　　导演严寄洲大胆地将原小说中若隐若现的“爱情线”在影片结尾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落日余晖中，杨晓冬和银环话别。杨晓冬：“这儿的工作都交给你了。”说着将一个小包递给银环，自己转身离去。银环依依不舍地和他挥手告别，忽然意识到手中的小包，急忙打开看。小包解开，现出红心戒指……

　　严寄洲对小说最大的改动是把焦点放在关敬陶起义上。原小说中，争取伪团长关敬陶起义并不是主线，影片中王润身饰演的关敬陶变成了关键人物，王晓棠饰演的银环和王心刚饰演的杨晓冬都围着关敬陶转。关敬陶夫妇出场的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关敬陶家，关团长坐在饭桌前端详着手中的信封：“这笔字写得好。”抽出信纸看了一眼突然变色，那纸条像烧了他手似的扔到桌上。“烧掉，快”.夫人小桃愕然，把信纸拿往火炉边。关敬陶又猛然喊：“慢着！”抢步向前夺回信封，急切地看起来。

　　王润身不同意导演对这场戏的处理，他认为关敬陶仓忙混乱的举动没有准确地体现这个人物的复杂心理。多年以后，王润身对这场戏仍然耿耿于怀：“这是我演得最糟糕的一场戏，这场戏错了，这不是关敬陶，这是我王润身。”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写的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地下工作者进行的特殊战斗。故事发生在河北保定，但开拍前严寄洲到保定一看， 城墙、炮楼都没了，只好把外景地移到通县。美工师到大街上刷“大东亚共荣”的标语，结果老百姓告到公安局。一天，严寄洲接到通县公安局长的电话：“老严，我们顶不住了，你们快点儿拍吧！”

　　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严寄洲60年导演生涯中最出色的一部影片。但江青看过影片后，对严寄洲的“创新”大为不满，列举了多条“罪状”:“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与杨晓冬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文革”时，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打成大“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