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去世了。曾经骂他的人，依旧还在骂他，曾经喜欢过又遗忘了他的人，又回忆起当年的青葱年华、懵懂岁月。

　　从上世纪90年代风靡天下，到后来的慢慢落寞，再到被人们遗忘，汪国真被称为“中国最后辉煌的诗人”,并非无因，也并非仅仅是赞美，更多的是对那一个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惋惜。

　　写诗、成名、成功。汪国真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给了太多年轻人启示和鼓励，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汪国真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向成功。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世界越严密，天空越拥挤，年轻人们再也没有了和理想同行的机会。

与纯文学擦肩而过

　　尽管汪国真一度名噪天下，但对他的批评，却始终伴随着他，他参加主持人比赛、他从事书画事业、他的言行等，都成为批评的对象。

　　张颐武说，汪国真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其实和那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记忆的‘朦胧诗’或‘新诗潮’的诗人们是同代人。他也是在‘新时期’开始时被社会的开放和新变激发了创作的热情。”

　　遗憾在于，他并没有赶上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潮流，只是在潮流的尾巴上打了一个转儿，然后被远远抛开。张颐武说：“那个时代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还没有分化，关于朦胧诗是否看得懂的争论，也不过是文学新与旧的争论，但是汪国真并没有赶上那个时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少有人知道汪国真。”

　　汪国真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于1990年5月，张颐武形容当年的情况说，“汪国真突然和《渴望》这样的电视剧一起流行了起来，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的最重要表征。”

　　但这个时候，真正的诗歌界已经开始和大众慢慢分离，汪国真和纯文学擦身而过，张颐武说：“汪国真其实是诗歌和公众的最后一次相遇，而这次相遇也是在大众文化和纯文学分化的临界点上。如果回顾汪国真诗歌发表的历程，就会发现，汪国真的诗，大多发表在各种青年杂志上，而不是纯文学杂志上。”

　　汪国真的时代，纯文学正在和大众渐行渐远，张颐武说：“现代主义以后，诗歌和大众分开，高度的专业化，它有极其复杂的技巧，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最重要的是，它和大众不再发生关联，大众能不能看懂，能不能欣赏，无关紧要。”

最后和大众关联的诗人

　　“中国最后辉煌的诗人”,这个桂冠被加在汪国真身上，曾经引发了许许多多评论家和诗人们的不满及批评，批评者们不屑汪国真写诗的水准，而把他当做是市场时代的通俗消费品，和诗歌无关。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中国最后辉煌的诗人，这个说法可能有当时出版者炒作的因素，但是换一种方式去理解的话，汪国真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和大众有牵连的诗人。”

　　汪国真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曾经风靡校园，成为无数年轻人反复诵读的对象。对此，张颐武说：“曾经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汪国真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

　　但是很快，汪国真就被时代所遗忘了，张颐武说：“人们也觉得他的诗太清浅，缺乏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好像是时代的匆匆过客，迅速地被时代所遗忘。”

　　写诗、成名、获利、被遗忘，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轻而易举地被时代的大潮淹没。

　　如今，汪国真死了，在他死后，曾经喜欢过他的人，骂过他的人，遗忘了他的人，再一次想起这个最后的辉煌诗人，依旧众说纷纭。张颐武说：“其实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过去我们对他关注得不够。他的诗歌其实和《渴望》这样的电视剧一样，突然间流行起来，是有原因的。在那个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年代，让人们脱开宏大叙事，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日常生活的微妙，让上世纪80年代凌空蹈虚的宏大的‘主体’化为了真实具体的‘个体',让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平和。这是他们的历史贡献，并不因时代的逝去而淹没。”

断绝的写诗之路

　　汪国真是最后一个横跨纯文学和大众文化的诗人，汪国真之后，年轻人们再也没有了写诗成功的道路，纯文学和大众文化分道扬镳，年轻人只能选择其一。

　　张颐武说：“确实可以说，汪国真那样在学校时代就开始写诗，然后依靠写诗成名、养活自己，维系理想的道路没有了，年轻人不可能再走那样的道路。”

　　现代化严密的分工，使得理想的天空越来越狭窄和拥挤。张颐武说：“年轻人要么走大众文化的路子，要么进入纯文学世界。”

　　大众文化的路自然要经历市场的检验，大浪淘沙、潮流蜂拥。张颐武说：“其实也并不是说市场不允许诗意的存在，写诗的人走大众文化的路，比如林夕、方文山这样的路子也是可以走的，去写歌词、做编剧等，也能够承载诗意。诗歌界对汪国真多有苛责，但是对方文山他们则不会，因为方文山他们很明白，就是大众文化，跟纯文学没关系，汪国真则两边都沾，所以两边都不讨好。”

　　纯文学的路或许更加难走，但随着社会的更加发达，也并非是那么艰难。张颐武说：“走纯文学的路，确实不可能通过诗养活自己，事实上，世界上的诗人，包括那些得诺贝尔奖的诗人，也都有其他的职业养活自己，支持自己的创作。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方式支撑文学。诗歌确实难以职业化，但当一个诗人慢慢有了名望之后，就会有许多选择，比如可以去做驻校诗人，比如可能获得基金会的支持，中国很多诗人到了海外，都是通过这些渠道坚持创作的。现在中国也慢慢有了这样的体系，大学里开始设驻校作家，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作协系统可以安排。”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分化越来越明显，大众文化做大众文化的事情，纯文学做纯文学的事情，张颐武说：“很难说这是好是坏，但可以判断的，是这种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机会变少了，机会同样也有，面也很广，可走的路很多。但需要明白的是，现在的路和汪国真时代的路，已经是天壤之别，汪国真那样的路，再也没有了。”

离开大众的诗歌

　　汪国真受到专业诗人的轻视和批评，和他的大众化、不专业有直接的关系，汪国真迅速成名又迅速被遗忘，也和他的大众化、不专业有直接的关系。

　　张颐武说：“汪国真处在文学分化的临界点上，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他成功了，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当特殊的时间点过去，他的路也就迅速地变窄乃至消失了。这是他的悲哀之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汪国真已经不再是市场的宠儿。张颐武说：“社会分化逐渐完成，纯文学有自己非常复杂的运行体系，不接纳汪国真这样的大众诗人。但是大众文化也有了自己更加成熟的东西，诸如校园歌曲、流行歌曲之类完全可以解决年轻人情感表达的问题，也不需要诗人了。”

　　“最后的辉煌”快速过去，后来的汪国真，自己也没办法依靠诗歌生存，他做过许多事情，竞选主持人，从事书画业等等。张颐武说：“应该说社会对汪国真很严厉，也很残酷，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他曾经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当时代过去，他变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四面楚歌。”

　　纯文学一直以来的轻视，市场也遗忘了他，张颐武说：“他似乎进入了两面都找不到位置的情况。纯文学不认同他，因为他没有成为纯文学主流的现代主义的表达，普通青年又开始无视他。”

　　汪国真因为大众诗歌而成名，但是大众也离开了他，张颐武说：“年纪大的人，从来没喜欢过他，钟爱他的人，随着年龄增长也抛弃了他，年纪轻的，根本不会喜欢他，这就是他的处境。”

　　汪国真的处境，其实也是大众诗歌的处境，诗变成了一种只是容纳少数专业人士的小圈子，远离了大众，即便偶尔有余秀华这样的诗人在大众面前崭露头角，也都是小波澜，再也没有大潮，而且即便是小波澜，人们关注的更多还是新闻，而非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