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蔡澜在其个人微博简介上这样介绍自己，身为美食家，他毫不掩饰对吃的热爱。然而如果仅以美食家身份去理解蔡澜，又未免过于狭隘。借着3月26日蔡澜来沪与粉丝分享美食体验的机会，早报记者与其面对面，畅聊更全面的蔡澜。

    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的蔡澜，祖籍广东潮州，曾留学日本，在香港发展事业，他通晓汉语、英语、粤语、日语和法语。他身上的各种头衔可谓眼花缭乱：电影制片人、电影监制、美食家、专栏作家、节目主持人、商人。蔡澜与黄沾、倪匡、金庸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才子最厌烦平庸，“任何规定的东西我都不喜欢，我从小就是叛逆的个性，让我做些平常人要做的东西，我最讨厌了。”

40载电影生涯    “好导演要看书”

    1957年，蔡澜得邵逸夫厚爱，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后又被派去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当监制。40年电影生涯中，他常驻各国，监制了大部分成龙在海外拍的戏。

    那40年也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电影不仅在东南亚有广阔的市场，甚至能卖到澳大利亚、非洲和北美洲，而巨大的资金回流又可以给电影制作充实新鲜血液，形成良性循环。然而随着盗版猖獗，这些市场一个个消失，“以前我说不要怕，翻版要2个小时，等有一天像印钞票一样印的时候，就要怕了，”蔡澜说，“果然这个年代来了，影碟翻版很容易，市场迅速萎缩了，所以香港电影转而和内地合作，香港特色濒临绝望。”

    谈及目前内地的电影产业，蔡澜认为虽然市场很大，好导演却屈指可数。“新导演文字功力很弱，没有好好看书，”他说，“拍电影一定要看资料，和很多导演聊天，他会说这场戏像美国的一场戏，这个特技像哈利·波特，永远是二手形象，我们拍电影的时候是从文字变成形象，现在资料多得很，还产生不出一个好的电影，应该怪谁呢？”

    蔡澜目前始终保持惊人的阅读量，“如果一个写作人不喜欢看书，他就没资格做写作人。”

只谈美食，不谈养生

    从事电影制作40多年，有一天蔡澜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喜欢制作电影，而是喜欢看电影”,于是他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拿起笔杆子，为报纸写食评。香港《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的副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壹周刊》创刊后，蔡澜每周两篇，一篇杂文，一篇食评。

    这种转变也是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爸妈来香港，我带他们去吃饭，餐厅不仅要排队，服务也不好，我想我要用文字改变我的人生，”他说，“我不会吃，我会比较，哪一家餐厅更好，不同城市有什么分别以及国家与国家的一些变化。”

    时下中国人最讲究养生，身为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的蔡澜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最无聊的一条健康意见就是“不吃猪油”,甚至将“健康秘诀七个字，抽烟喝酒不运动”这种反主流的生活方式写进书中。“时下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管呢？任何规定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做运动我就不喜欢。我从小就是叛逆的个性，让我做些平常人要做的东西，我最讨厌了。”所以大家说养生，蔡澜就最讨厌，“不仅讨厌，我一心一意做打破的工作。为什么好好一个人要和别人一样呢？为什么要随波逐流呢？就算有道理也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对于年轻人爱用“吃货”自居，蔡澜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将自己降得这么低呢？这个社会已经把人降得很低了，不必自己再低了。”他也称自己并不以美食家自居，而只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简简单单，人的生命和想法越简单越好，简单随性是我的人生哲学。”

    这种与生俱来的“简单随性”也体现在交朋友方面，蔡澜有一篇“如何识人”的文章近日在微博疯转，文中介绍了自己如何根据外貌、气质和语态去判断别人的为人。对于朋友，蔡澜秉持着宁缺毋滥的态度，毫不介意会得罪别人，“如果和我不是一种人，就会回避，因为（和他们交往）这完全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舌尖上的中国》    赢在从食材切入

    《舌尖上的中国》火遍中国，蔡澜是节目总顾问。谈及节目成功的原因，他说最重要的是从食材切入，“不讲餐厅，不讲菜，而讲食材是怎么辛苦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食材，食材可以怎么变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让观众着迷。”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在讲述食物本身的同时融入更多人物故事和文化内涵，虽然收视率仍然不俗，网上却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对此，蔡澜表示，“讲故事可以，但不能太多，最主要的应该以食材为主。”对于第三季，他建议仍然回归传统老菜，“中国的饮食文化是拍不完的，应该把一些老菜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留给年轻人，这样才不会消失。做出来可以让华人带出去，影响世界各国的当地人。”

    蔡澜在香港做过多档美食节目，包括TVB的《蔡澜叹名菜》、《蔡澜品味》，以及美食王牌节目《蔡澜食尚》等，蔡澜认为香港和内地的受众文化截然不同，香港市场小而且更娱乐化，“我的节目是美女相伴，游山玩水，我开创了有美女在旁边的美食节目先河，而《舌尖上的中国》在香港反应并不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