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因为2014年反腐的强势推进，陆续有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应声落马，才催生出所谓的“懒政”现象，这要看懒政本身存在的周期、时间以及沿革。

    2014年的中国政治治理，反腐风暴是最夺目的中心，随着强势反腐的推进，另一个层面的副产品被摆上桌面。据新华社报道，“八项规定”出台后，由于基层官员灰色收入、超规福利减少，各项规定对官员行为又限制较多，“为官不利”、“为官不便”,甚至“为官危险”的观念正在一些官员中形成，“庸政”、“懒政”有所抬头。

    有专家分析认为，强力反腐形势下，“不习惯被监督、受约束的官员开始收敛”,但也有些人担心“枪打出头鸟”,因此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无所作为。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看来，当下最典型的懒政心态即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懒政”抬头，可能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非常有必要搞清楚懒政现象的前因。

    是不是因为2014年反腐的强势推进，陆续有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应声落马，才催生出所谓的“懒政”现象，这要看懒政本身存在的周期、时间以及沿革。以“懒政”之名所指代的权力者状态，事实上是一种不作为，按照官方媒体给出的说法，懒政自古就有，只是近年来的懒政有其“特殊背景”.

    以反腐的眼光审视懒政，可能会发现，在反腐没有强势推进的时间段中，某些施政者的所谓“勤政”,恐怕并不是对施政责任的领受，而只是对权力所能带来的优渥利益心生不舍。退一步讲，因为权力滥用而生出的勤于政务，即便依然有残存的公心推动，但依然有利益的陪伴与刺激。如新华社为此刊发的评论所言，过惯了舒坦日子的官员能捞的油水少了，能用的权力小了，没有了干事创业的“动力”.事实上，同样的时间段中，当腐败成为一种权力运行方式之时，权力的不作为同样存在，利益驱动型的权力运转，不仅让权力者肆无忌惮地越权乱作为，同样使得一些政府责任因为没有利益可得而成为鸡肋，被爱搭不理。

    当然，因为反腐的推进而使得在官场生出另一种消极抵抗，可能同样存在。过去时间中的政绩冲动、造城运动，现在回看不免总有官员个人的利益牵绊其中，而对权力行使的正确认识与理解，过去因利益驱动而无从谈起，现在因对反腐心生畏惧而退意顿生，二者都不是正常的权力行使状态。

    在反腐的同时治懒，疾风骤雨般的反腐狂潮之下，治理懒政的措施如何才能长久性奏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对接到现实操作层面，除了官员个体价值观锻造、讲境界谈责任这样触及灵魂的药方，事实上需要有更务实的政治机制反思，以及基于权力制衡而建构出的监督设计。2014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动本届政府的第一次全面督查，旨在确保“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这可以视为行政权力内部自上而下的一种自查与督促。而将官员职责进一步细化，官员作为变得可考可查，同样需要行政考核机制本身的改变。

    当官员不作为成为某种消极抵抗反腐的潜在方式，如何治懒与如何肃贪同样都面临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审视。权力者的作为与否，回到权力产生的制度逻辑中思考，不难发现，对官员前途、升迁、考核与评价有话语权，是最终影响和决定官员行为的核心要素。民意表达的制度安排中，人大制度以民意机关的角色出现，在治理懒政、改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应当负起更大的责任。官员好不好，官员的政绩如何，是乱作为还是不作为，最终都由民众说了算，而且民众的话语权可以在制度上得到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