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府陵墓前的旗杆石架及羊马石像等
在白云山双溪别墅旁，有一座极有气派的拥有四级护岭的仿清民国墓。不少游走山岭的市民按路标来到这里，还会发现一个在当下广州已很少见的行业--守墓人。这是谁的墓葬？
在广州政府的官网上，有对这个墓主卢廉若和墓园的介绍。但多年来一直刊登的是一篇对卢廉若其人其墓多有虚假溢美之词的文章，误导影响匪浅，有必要认真厘清。
卢廉若墓之简介藏伪
为便于厘清该文，引录如下：
卢廉若墓建成于1927年。整座墓气势极为雄伟，是按照清代墓葬的形式用花岗岩石砌筑……坟头后面还倚山势建有四级护岭，提高了卢墓的气势，每级护岭中间都雕有祥云拥月，最高一级护岭正中有“卢山后土龙神”碑，其左立有“奉天诰命”碑，右边还立有中华民国四年（1915）十月黎元洪大总统褒题的“乐善好施”碑。
1992年卢氏后人曾出资十余万元重修，目前保存基本完好。
这段文字也有误笔，如卢廉若死于并葬于民国十六年，碑文左侧竖刻“民国六年丁卯季冬立石”,应是“民国十六年丁卯季冬立石”之误，但最离谱的则是用为卢廉若当年投机转向支持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因此获得袁氏赐予勋章、荣匾，而墓地唯一的所谓“民国”纪念物，即将窃国称帝的袁世凯所赐“乐善好施”匾，改刻为黎元洪大总统褒题的“乐善好施”碑。
之所以敢于“偷天换日”,因为卢廉若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股东，黎元洪也曾任该公司董事，即使黎氏知道也不会揭破。对于这座已有其孝子贤孙委托汪兆镛等为之撰述和树立谀墓之碑的清朝遗臣陵墓，在民国时期得以建造而且一直保存，虽然有点古怪，而其实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是，在众多古代至民国的精英人士之墓尽毁的“文革”中，独有此逆历史潮流之墓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仍为广州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今的政府相关部门继续用毫无分析而充满对其人其墓的谀词作介绍，真可谓奇哉怪也！
卢廉若其人之简介失实
该文对卢廉若墓之简介错误，是与其对卢廉若其人之简介错误密切相关的。现再将简介引录如下：
卢廉若（1878~1927）是清末民初澳门的富商，又是一个慈善家和教育家，累官至清资政大夫，祖籍广东新会潮莲乡芦鞭村。其父卢九（名华绍），由乡下定居澳门后，逐渐成为澳门博彩业的巨子，现澳门有一条街，因该街所有物业均为卢九所有，故名叫卢九街。卢九逝世后，身为长子的卢廉若继承了父业，除经营娱乐业外，还向商界发展，名声远超过其父辈。卢廉若自小拜南海潘衍桐学士为师，笃志好学。他认为澳人子弟多有贫苦， 应该给予教育，倡议筹款设立孔教学校，制定章程，分中、小学，卢廉若出任校长，培养出大量人才。慈善性质的镜湖医院也有卢先生的功绩，他出任董事长，救灾恤邻，使之与香港的东华医院并称于世，所以被推崇为澳门商会第二任主席。以前澳门的清平戏院、宝诚银号、长春阁药店、九如押店均是卢先生经营的商业，现时的卢廉若公园前身就是卢先生修建的私家花园“娱园”.由于他在澳门的功绩，葡国政府曾授予他一等十字勋章。
辛亥革命后，卢氏曾捐资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5月由香港抵达澳门后，下榻卢家花园（即卢廉若公园）春草堂，并与卢氏兄弟合影留念。卢氏还与不少革命人士常有往来，如许崇智、叶剑英、廖仲恺、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陈济棠等。卢先生见义勇为之事也广为流传，因此，民国四年（1915）黎元洪大总统令赏给他“三等嘉禾”勋章及“乐善好施”匾。
1927年6月17日，卢廉若逝世。出殡日，全澳下旗志哀，澳督夫妇步送，送葬者超过千人。遗体由澳门船运到广州白云山安葬，时值广州起义，12月4日方葬于卢家山，此墓地乃其亲家广州富商陈俊文所赠。卢廉若墓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阎晓青）
于以上简介之失实，首先可以从其末尾的基本事实说起。其一，卢廉若逝世之日应为公元1927年7月15日，而简介“6月17日”之说乃将汪兆镛所写碑文的中国农历“六月十七日”误作西历了。其二，埋葬之日应为公元1927年12月27日，而简介“12月4日”之说也是将碑文的中国农历“十二月初四”误作西历了。
简介的开头说：卢廉若“累官至清资政大夫”,实为误说谀词，因为清朝的资政大夫只是荣誉头衔，并非实际任用的职务官衔，更非靠实干累积年资功劳所至。即使其墓碑文也只是说：卢廉若因为屡考皆落第，其官职及荣衔皆由纳粟所得，根本没有凭实干而“累官”的情况。因为王之春于1902年中才调任广西巡抚，以出卖利益给法国，勾结法军镇压革命党而激起强烈的民愤反抗，至次年7月7日被清廷革职。时年24岁的卢廉若应是当了王之春幕僚，直接参与了其勾结法军镇压革命党的政务，不久就随其垮台而失官，可见其墓碑文是用了曲笔隐瞒了其失官之真相。
至于该文简介又说“卢氏曾捐资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也是无稽之谈。其实，孙中山在春草堂的照片，合影者还有其他朋友，非单纯与卢氏兄弟合影。而“下榻卢家花园”之句，则是出于其三弟怡若晚年在该照片的伪题追记：“孙大总统莅澳驻节家园时留纪”,其所书题记时间为“民国元年五月二十日”,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因为孙中山是在1912年5月22日才离开香港到澳门，故不可能在20日就在澳门娱园与人合影。
该文简介还说“卢氏还与不少革命人士常有往来，如许崇智、叶剑英、廖仲恺、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陈济棠等”,这也都是查无实据的无稽之谈，而且显然是今人完全违背卢氏本人的愿望而强加给其一堆革命朋友，以彻底掩盖和改变其为顽固到底的清朝遗臣兼奢侈腐败的“澳门皇帝”之负面形象。至于说“黎元洪大总统令赏给他‘三等嘉禾’勋章及‘乐善好施’匾” ,都是以讹传讹，否则，就应该是孙（中山）大总统给他授勋赐匾了。
一些专家受骗于卢家三弟
还有学者受卢怡若的误导，在《历史研究》发文说：“卢九育有17子……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的‘热心同志'.”（原注：据卢怡若回忆，“我们兄弟差不多对革命都有兴趣，我的哥哥和弟弟们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我的四弟还参加了黄花岗之役。”）对此，笔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破除卢怡若胡编乱造其本人于日本参加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假史伪说，以及其父亲兄弟皆以各种方式保护、支持、帮助、追随过孙中山的谎言（见拙作《孙中山早年与澳门的一些历史问题考辨--兼与林广志先生商榷》，载北京《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3-154页）。笔者还以1915年卢怡若接受袁世凯在广东的爪牙龙济光下属的委任状，及其后向黎元洪献策所着的《望治詹言》书稿以及1922年再出山担任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属下之官，证明其在民国初年一直参加反对孙中山的阵营。
最近，笔者又据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10月5日所载《异哉吾粤之所谓集思广益社》之文，以及1915年11月22日所载《卢怡若兼为外交顾问》、1916年3月27日所载《看看集思广益社》这两篇报道，证明卢怡若不但在广州积极投身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参加了与北京筹安会为“一丘之貉”的反动组织“集思广益社”.而且因为其在1915年11月21日组织了集思广益社的澳门支部，发电报给北京图谋称帝之袁世凯劝进，因而获得袁氏在广东之最大爪牙龙济光提拔为兼任将军署外交顾问。袁氏失势后，广东爪牙兼集思广益社的直接主子龙济光也亦立即失势，其统领广东多年的“济军”随之瓦解。虽然该社澳门支部的创立人兼龙济光的外交顾问卢怡若没有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列入通缉名单，亦只有赶快逃回澳门隐居了。
卢怡若能够如此积极地直接参加正在镇压孙中山革命的袁世凯集团的官僚政治系统，当然与其长兄卢廉若充当袁氏的大金主，荣获袁氏以大总统“大总统令赏给三等嘉禾章、题乐善好施匾”之事密切相关。
百年假史骗案终须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卢廉若其人其墓的介绍，其实涉及今人对清末民初很多重要人物之历史的认识是否全面正确，评介是否合理合实。拙文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同仁与公众关注有关人物史事之真伪考辨，以及今人研究论着之正误论争。
“真伪莫分”,此乃以孙中山为首的真正老革命家力求避免的悲剧。显然，卢怡若就是曾一度投机革命而迅速转向反革命并在晚年冒充老革命党人，却在身前与死后都获得极大成功之一例。以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带其一直以甘当清朝遗臣为荣、得袁世凯（或黎元洪）赐勋赠匾为光、根本无意冒充孙中山革命支持者的长兄卢廉若，也被莫名其妙地美化为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员乃至国民党员。
治史者必须先辨真假，别有无，才能明是非。否则便治丝益棼，痴人说梦。有关卢氏家族的一系列假史伪说之所以至今越传越讹，主要是由卢怡若等人炮制的百年政治历史诈骗案之误导。有关骗案涉及的人事自清末至今跨越了三个世纪，历时一百多年。现在，是作全面厘清，彻底破案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