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霸”当成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当成人文学科的唯一标准就有问题了。

    近日，清华电子工程系的大四学生韩衍隽在特等奖学金评选现场晒“十五门功课满分”的成绩单，掀起网络集体围观“学霸”的热潮。

    在这场奖学金评选会上，还有不少其他院系的清华学子同台献技，当然也都堪称“学霸”.但一位清华中文系毕业的校友却敏锐地发现：包括文、史、哲等多个学科的清华人文学院，都没有人出来参加这场“学霸争霸”赛。

    人文学科就没有“学霸”了吗？这个问题需要转换一下范式：人文学科需要套用“学霸”的标准吗？如果按“学霸”标准，量产人文学科人才，格局就太低了。

    “学霸”一词，本是在高校小圈子里流行、被大学生用来互相开玩笑的词，借此机会，成了人尽皆知的国民流行语，也是件趣事。但若把“学霸”当成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当成人文学科的唯一标准，就有问题了。

    “学霸拜物教”可谓应试教育后遗症，以为天下学问都体现在一张考卷上，都有一套标准答案去记诵，都有一个老师掌握着终极真理。然则非也。

    “学霸”一词的背后是一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社交无感型的学霸”在乎的是优秀的成绩，为达此目的，可以放弃、牺牲其他一切大学生本应有的正常社交、娱乐活动。“突击考试型学霸”在乎的则是投入产出比：以最小的时间、精力，换来最大的成绩产出。平时放松，最后几节课听老师划个重点，考前通宵把这些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考出好成绩，甚至远高于那些老老实实听课的学生。

    如果说理工科的学霸，通过简单重复的题海战术，或者凭借天生的理解能力，在考试上大有斩获，也未必对今后的科研有负面影响的话，那么，指望人文社科的学生成为学霸，则是舍本逐末！

    对学霸而言，知识的积累、视界的拓宽、趣味的培养、人格的塑造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很多时候是付诸阙如的。教育从目的变成了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霸”是以培养博雅型通才为己任的大学教育的死敌，对强调坐冷板凳、下死工夫的人文社科领域来说，尤其如此。

    所以，这次清华的人文学院没有学生出来参加“学霸争霸”,可以说有意无意地反衬出了人文学科的风骨和自信。一位理工科学家完全可以本科时高等数学、线性代数门门100分自矜，一个人文学者却断然是不能拿自己古汉语、古代史拿过100分来自夸的。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韩衍隽同学的老学长、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着名历史学家何柄棣。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老曾写下的一段话：“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不仅是因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源自清华传统、推行文理兼顾的通识教育的清华精神！

    正如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止，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老清华人文社科群星璀璨，大师层出不穷：赵元任、潘光旦、吴文藻、吴晗、夏鼐、张岱年、曹禺、钱锺书、费孝通、季羡林、贺麟……在那个时代，没有学霸这一说，时代所认可的，是智识健全的通才。

    人们常常发出感叹和疑问：这个时代，为什么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诞生那么多的文科大师？反思之余，大家不妨少一些对人文学科套用“学霸”标准的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