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明初“峻刑模式”治理，南京一片繁荣。图为明仇英绘《南都繁会图》（局部）。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古代中国，如何治理好国家，执政者曾进行过一系列尝试、探索和实践……
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代表人物：汉文帝刘恒
解读：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管理国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在中国古代，用“节俭模式”治理国家最卓有成效的帝王是西汉第三任皇帝、汉文帝刘恒。可以说，刘恒是古代“礼法合治”第一帝，也被誉为封建时代的楷模式帝王。刘恒在位时掀起中国刑法史上第一轮“轻刑”改革，《汉书》称为“以德化民”.刘恒最受史学界肯定的，还是他的“节俭治国”思想。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贡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刘恒还诏令，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代表人物：唐太宗李世民
解读：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语出《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老百姓是国家的执政根本，要保护民众的利益，为民众着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也所以覆舟。”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采取很多具体措施，“以顺民意”.首先轻徭役，薄赋税，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同时向汉文帝刘恒学习，倡导俭朴之风，反奢侈。
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替规律。据《贞观政要·仁义》记载，李世民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法令简约、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上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观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赵祯
解读：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五经”之《易经》中的第49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改革曾有近百起。这种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为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
庆历新政推行前，北宋已是内外危机四伏，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完全陷入了“积贫积弱”的怪圈。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当场赐给纸笔，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
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赵祯“宽仁少断”,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但与仓促上马、预热不够、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开始时范仲淹便说，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深水区”,改革若能稳一点，或许会有另外的结果。
尽管如此，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其治国模式被誉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认为其超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峻刑模式： “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朱元璋
解读：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朱元璋“宽”、“猛”并用，采取软硬两手。“宽”,是对黎民百姓而言，休养生息。在政治法律领域和官场上，则采取“猛”的一手--“重典治吏”.
一直到死，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虽然《大明律》条款已相当成熟、完备，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吓人”,又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有司滥设吏卒”行为，依律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仅部门领导倒霉，当事“临时工”也要处死。至于“吃空饷”等，在明朝一旦败露，当事人必死无疑。
宋元时期入刑的“凌迟”处决方式，也被朱元璋发挥到了极致，行刑手段相当残忍，如“铲头会”,据《明朝小史·洪武纪》，将不学好的街头混混、无业游民抓起来，几十个人挖一泥潭，埋入泥中，地面上只露出头，然后“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
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大多是“剥皮实草”.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先要“枭首”,示众后再剥皮，皮内充填干草，悬挂在衙门两旁，以警告官吏。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