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 为何定在天安门广场?
为了纪念革命先烈,纪念1840年以来在中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1949年9月30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决议,在首都北京兴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最初关于纪念碑的建造地点曾有过多种意见,委员们讨论时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的八宝山,最终是由周恩来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决定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周恩来认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天安门广场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个意见。
1949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就与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并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原中华门的北边与委员们一起执锹破土。纪念碑成为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打造的第一座历史性建筑,它比开国大典还早一天呢。
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因此碑体不能太小。考虑到天安门高33.7米,正阳门城楼高43.65米,设计者最初将纪念碑的高度定为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为37.94米。
“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然后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作者殷双喜如是说。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纪念碑为什么坐南朝北? 设计
随着奠基典礼的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全国各地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根据专家回忆,纪念碑的结构设计方案征集到140多件。按照传统,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向即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应在南面。在建设过程中有人提出,人们从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应面对纪念碑正面,建议正面朝北。周恩来经过认真思索后确定,北面为纪念碑正面。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副主任为着名建筑家梁思成。直到1957年,纪念碑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
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开建到19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工程进度缓慢。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即在纪念碑顶部建造一个古代常用的顶子。雕塑师则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理由是“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顶”的理由是“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
最终选取的碑顶方案是由梁思成制定的。他在结合了多处古建筑外形的基础上,设计形成了纪念碑的雏形,并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极具特色的“小屋顶”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之上。
此外,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花圈纹饰十分重要,不仅是纪念碑建筑装饰的组成,也生动地表达了人民对英雄的永久纪念。林徽因与梁思成是纪念碑上花圈纹饰的主要设计者。他们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纹样的主题,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以求变化,以取得建筑物本身各部分所要求的装饰效果。
碑文 周恩来共写了40多遍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是由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周恩来亲笔书写的。
那时,周恩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周恩来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拿到工地上征求雕刻家刘开渠的意见,诚恳地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以前只看到您的题词,还没有看到过您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碑文写好后,雕刻碑文的任务也非常艰巨。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篆刻师陈志敬之子陈光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就是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刻碑文的人。我当时才10岁,只能给父亲打下手。”
陈光铭记得很清楚,1949年9月23日,突然有几位政协的同志到他家,要求在9月30日前把奠基碑碑文刻好。
陈光铭回忆说,接到任务后,父亲陈志敬开始准备奠基碑的石料。9月30日上午,陈志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奠基碑送到天安门广场,因为担心车来回颠簸会把石碑弄坏,所以特地拿了一床被子垫着。
纪念碑从开始设计到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再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揭幕,从1949年开始,边设计边施工共用了8年多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于1955年6月9日亲自为纪念碑的碑石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题词。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毛泽东共写了3幅,他还捎口信说,要多请专家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选取一些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
殷双喜说,“现在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征求专家意见后,从3幅字中选取8个字重新编排而成的,极充分地体现了毛主席书法的神韵。”
《胜利渡长江》为何画第三稿? 浮雕
纪念碑碑体设计确定后,下部装饰的浮雕创作也随之开展。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着名作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另一位就是画家彦涵。刘开渠负责雕刻方面的组织工作,而彦涵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
由于彦涵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稿子画了3遍,第一遍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后来,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
既然第二稿已被采用,为什么又画了第三稿呢?原来,彦涵当时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于是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浮雕的第三稿,此番设计又增加了一些战士的形象。第三稿上面的人物更多,画稿长度更长。但由于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主稿浮雕《虎门销烟》的曾竹韶教授早年在西方学习考察,对西方雕塑传统作过深入研究。他在创作中反复推敲人物的形态,注重对人物的精神刻画。《虎门销烟》浮雕人物虽然不多,但是刻画得形象生动,这也是他尝试结合西方雕塑与民族传统技法创作新题材雕刻作品的一个开端。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其中还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这批石工有28位,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在刘开渠的领导下,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石工们熟悉了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顺利地完成了纪念碑浮雕石刻工作。
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5月1日。艺术家们的心血都凝聚在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的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上。这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