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郁达夫前往新加坡避难，1942年初，在新加坡沦陷前夕又辗转到印尼，以曾旅居日本的华侨身份藏于苏门答腊岛，1945年8月29日深夜，作家身份暴露的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逮捕，9月17日被杀害，年仅49岁。
郁达夫原名郁文，1896年12月7日生于浙江富阳，三岁丧父，家境窘迫。1913年秋，18岁的郁达夫跟随去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求学。他的留学生活持续了近9年，1922年夏才回到国内。
郁达夫曾数次到过北京，但每次都时间不长，加起来总共不足两年。对于古都北京，他只能算一个匆匆过客。但在匆匆的一瞥之间，郁达夫却对北京产生了深深的爱。在他的《故都的秋》、《北京的四季》等名篇中对北京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热闹，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比不上北京……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怀起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格外的浓，格外的切。”
第一次来京 参加外交官考试
1919年夏，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快开学时，突然收到长兄郁曼陀从北京的来信。长兄在日本考察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就职于司法部。他得知北京将于10月份进行外交官、高等文官的考试，要弟弟立即回国赴京应试。9月初，郁达夫离日回国，先在故乡富阳小住了几日，即赶赴北京。
外交官的考试在9月26日，郁达夫笔走龙蛇，下笔如有神，顺利完成了试卷，不料发榜时却名落孙山。他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才明白其中的奥秘。原来在考试前，有权有势的考生早在主考官那里疏通了“关节”,国内官场的腐败让他满腔激愤。
回到哥哥家中，他想立即回日本，但兄嫂劝他留下参加紧接着的文官考试。10月初考试当天，天未亮他就起床，顶着星月来到东华门等候点名。考试的结果与外交官考试一样，郁达夫又未被录取。这次北京之行让他心灰意冷，他羞于回故乡再和亲友相见。直接去了日本。他一面继续在帝国大学学习经济，一面从事文学活动。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1年，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这也是“五四”以来最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沉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郁达夫在文坛也风声鹊起。
第二次来京 拜会周氏兄弟
1922年7月，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到安庆政法学校任教，同时继续与创造社同仁编辑出版《创造》季刊，继续小说创作。
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受到许多人的误解与谴责，在学校里也受到一些人的嫉妒与嘲讽，郁达夫内心十分苦闷。1923年初他辞去了教职，2月份第二次来到古都北京。一是看望兄嫂，散散心，二是为感谢周作人。原来在《沉沦》出版后引起轰动，同时各种抨击甚至漫骂也向郁达夫袭来。郁达夫曾将一本《沉沦》寄给周作人，并给他写信：“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周作人立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力排众议大声疾呼为郁达夫申辩。他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周作人的文章逐渐平息了封建卫道士对《沉沦》的围攻。
郁达夫到京后住在长兄家，并立即致信周作人请求到府上拜访。周作人回信请他及几个朋友到家中吃饭，鲁迅作陪。当时，周氏兄弟住在西直门内大街南边的八道弯胡同11号。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氏兄弟。他感到他们真是一代宗师的风范，温文尔雅，谦谦有礼，学识渊博。特别是鲁迅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回忆道：“他的脸色很青，胡子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体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第三次来京 到北大教授统计学
与周氏兄弟在北京的相见也许注定了郁达夫还会再次来京。1923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修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兄，因而推荐郁达夫接替自己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郁达夫也想“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于是接受邀请再次来到北京。
他离别了妻儿，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仍寄住在巡捕厅胡同长兄家。在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小说《薄奠》中，记载了“我”的住址：“进平则门往南一拐，就是南顺城街，南顺城街路东的第一条胡同便是巡捕厅胡同。”平则门是元代的名称。也就是如今的阜成门，直至民国年间人们仍俗称其为平则门。他笔下的家住处应该就是如今高楼大厦林立的金融街。在这一片高楼大厦间还有小胡同吗？从现在的北京地图上可以查到阜成门南顺城街以东，阜成门内大街往南的第一条胡同叫民康胡同，经查资料证实它恰是由巡捕厅胡同改名而来。我去实地查访，民康胡同确实还在，是一条东西向小胡同，胡同东口通向太平桥大街。现在小胡同南边已拆除，整条胡同在时尚大厦的包围之中。郁达夫究竟曾住在哪个院落，已无从查找了。
郁达夫上课的地点并不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校本部，而是在北河沿北大分部。每周虽然只有两节课，但不是他钟爱的文学，而是他并不喜欢的枯燥乏味的统计学。况且他又是个地位卑微的讲师，名义上是月薪100元，但教育部一向欠薪，每月只发2至4成。郁达夫又陷入了贫困和孤寂之中。
好在他住在兄嫂家，还能享受到家庭温暖。长嫂如母，对他像孩子一样照顾。长兄喜爱诗词，又画得一手好水墨山水画。闲暇之余，兄弟俩一起谈诗论画颇有心得。更可亲的是他的小侄女，活泼可爱。休息日他常带侄女到阜成门外玩耍，直到夕阳挂在柳树梢上，晚霞把河水染红的时候，他们才牵着手慢慢地走回家。冬天护城河水结冰了，他就牵着侄女在冰上走，看着岸上的枯树在冷风里摇晃。有时坐冰车，一直在冰上滑行到西直门……每到这时，郁达夫身心都无比放松，他觉得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他的侄女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郁风。
另一件让他更振奋的事是他与鲁迅的交往。因为兄弟失和，1923年夏鲁迅搬出了八道弯，租住在西四南的砖塔胡同61号。郁达夫到砖塔胡同去拜访鲁迅。他将自己新出版的《茑萝集》带给鲁迅。鲁迅关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情况。他们无话不谈，从曹锟贿选大总统一直谈到文学界的种种争纷。朱安太太烫好鲁迅爱喝的绍兴黄酒，炒好几样下酒菜，他们边喝边聊，直到夜深。鲁迅并不同意郁达夫的某些文学见解，但在当时争论不休的文坛，鲁迅与许多人发生过争论，但却从未批评过郁达夫。郁达夫敬仰鲁迅，鲁迅欣赏郁达夫，他们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郁达夫十分关心提携文学新人。他去银闸胡同看望、关怀处于困境中的沈从文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其实在帮助文学新人的同时，郁达夫周围也很快聚集起了一批醉心新文学的青年学子。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有时郁达夫和我们不期而遇，便邀我们到任何一个小饭馆里小酌。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晚春的夜里，断断续续地下着迷蒙的小雨，他引导我们到前门外他所熟悉的酒馆之间，走出一家又走进一家，这样出入了三四家。酒，实际并没有喝多少，可是他的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吟诵他的旧作……”
离开北京
1924年春，郁达夫将妻子孙荃和长子小龙从故乡富阳接到北京，先是一同住在大哥家，但大哥家太窄小，实在很不方便。一个多月后，他在什刹海北岸租到了一个小院，全家搬了过去。
什刹海北岸就是现在的前海北沿。从地安门西大街向北，穿过着名的荷花市场就到了。前海北沿岸边垂柳依依，风景秀丽。郁风曾在《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一文中对那座住宅及周边环境有过细致描述：“一九二四年春天，三婶带着龙儿也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什刹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多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烙，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卖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画，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
在前海北沿，郁达夫有了一个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家，创作的激情也随之迸发，《一封信》、《北国的微音》、《十一月初三》等相继完成。但这样稳定的生活并不长。1925年2月他应邀赴武汉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但在武汉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先后去了上海、广州……1926年春，到广州不久的郁达夫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龙儿患了重病。当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时，看到家门口贴着白条。龙儿的离世对郁达夫打击实在太大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个人在旅途上》一文中，郁达夫叹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零。”
这或许一语成谶，这之后郁达夫确实一直在漂泊之中，最后漂泊到丛林莽莽的东南亚诸岛，直到生命终结。但在漂泊中他始终坚持写作，从事着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8月29日深夜，郁达夫着名作家的身份暴露，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人怕他记下他们的战争罪行，日本宪兵遂秘密逮捕了郁达夫，并9月17日将他杀害于苏门答腊，至今未找到尸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