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红色娘子军》：创意源自周恩来的谈话

因为“八个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在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在演“样板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跳吴清华（吴琼花），今天为《娘子军》50周年而“寻找琼花”,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寻找清华”,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一出“文革戏”,这并不足为怪。但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今天，渐渐褪去时代赋予的“社会功能”,反倒让《娘子军》的艺术价值和精神气质凸显在当代的世界舞坛。但反观50年前的《红色娘子军》创作过程，历史，是那样让人感慨万千。

创意来自周总理的一席谈

参与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的中芭老团长李承祥回忆：《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一次谈话的启迪。1963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观看演出中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这是周总理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即由学习借鉴转入自己独立创作。

1963年底，在舞剧选题的讨论会上，由于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娘子军连歌》家喻户晓，适合发挥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艺术特点等原因，与会者一致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事后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马运洪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

创作班子深入海南岛采风

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首要的是生活。李承祥回忆，1964年2月，创作班子赴海南岛深入生活，由李承祥任组长，吴祖强、刘庆棠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王希贤、蒋祖慧、马运洪、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李新盈。

“我们访问了当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当时的老赤卫队长给我们讲述了海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他亲自带我们去看当年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访问经常掩护红军的革命老妈妈。在琼海县，我们见到当年的娘子军战士，听她们讲述当年海南妇女过的悲惨生活。受压迫最重，反抗性就特别强，当时好多妇女逃出牢笼，找红军要求当女兵。一篇篇劳动人民的血泪史、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实物，使我们对海南人民的过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我们将要表现的英雄人物有了更加浓厚的感情。”李承祥回忆。

芭蕾民族化更具浪漫色彩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电影原作，梁信的剧本、谢晋的导演艺术、黄准的娘子军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塑造的鲜明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创作依据。

从银幕形象转换到芭蕾形象能否获得成功，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要体现原作的精髓，第二要充分发挥芭蕾舞艺术的表现特征，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银幕的美感享受。

根据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艺术特点以及肢体语言的局限性，改编中首先着眼于两方面，一是精简人物，二是浓缩情节。在电影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十三位，对舞剧无疑是太多了，经反复斟酌，只保留六个人，正面人物琼花、洪常青、连长、小庞，去掉了符红莲、阿贵等人，反面人物南霸天、老四，去掉了大管家、黄振山、陈旅长等人。在交代情节上尽可能压缩篇幅，采取简练手法，而在抒发人物情感的地方，则尽最大可能给以渲染和深化，发挥音乐、舞蹈的优势。

《红》剧音乐的总体构思可概括为“三个主题一个歌”,一个歌就是指电影中的《娘子军连歌》，它流传很广，是娘子军战士群体形象的生动写照，因而要在舞剧中贯穿运用。而更重要的是要写好琼花、洪常青、南霸天三个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这决定着舞剧的成败。

下连队让“娘子”更像“军”

经过两个多月排练，舞剧初稿完成，并在芭蕾舞团小剧场组织了第一次联排，各方面的同志对舞剧都予以了积极肯定，也提出许多好意见。部队首长希望加强部队的生活气息和战士的气质，说演员的表演像“娘子”,还不太像“军”.

芭团领导决定暂停排练，下连当兵，北京军区领导帮助联系了大同的当地驻军，包括全体演员和演奏员一百三十多人进入部队驻地。每一个人都领到一身新军装和一支步枪，女演员集中住在几间营房内，男演员编在各个班里，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演员们以战士为榜样，对自己在《红》剧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理解。回到北京再进排练场，面貌大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