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成功商人，日、英语俱佳 他与吴石、朱枫并称在台情报工作“三杰” 身份暴露后，他在台湾荒山中逃亡了近四年 1959年牺牲时，年仅39岁。
2013年秋，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
这是中国首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广场花岗岩墙壁上还刻有已查找发现的846位烈士英名，刘光典的名字就列在其中。
刘光典曾是当年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人物，他与时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朱枫一起被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
今年清明节，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姐弟在这里公开祭奠了父亲刘光典，并于近日对记者讲述了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奉命进入台湾，取回台湾绝密情报
1945年，刘光典遇到了革命领路人--洪国式。遇到洪国式之前，刘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日语、英语俱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也颇有积蓄。洪国式是个老资格的情报人员，一直在中共情报部门工作。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洪国式转到沈阳工作。当时，共产党的大量工作转入隐蔽，急需发展能胜任秘密工作的人。洪国式相中了颇有才气的刘光典。在洪国式的介绍下，刘光典加入中共大连社会部。随后，他与洪国式一起重回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初创时期没有经费，刘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两黄金，这个数目，在今天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60年前，可想而知，刘光典不仅是献出了所有积蓄，更是全部的勇气和决心。
从1948年底开始，台湾及周边岛屿情报的收集成为了重中之重的工作，洪国式和刘光典等人接到上级命令，做好了前往台湾的准备。
1949年上半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迎来解放，北平已处于和平解放后的恢复之中。本来可以团聚，过上平稳幸福生活的刘光典接受了一个更为重要、危险、艰巨的任务。他要南下经香港去台湾执行任务。
那时，中共情报机构在台湾尚未建立电台，为了取回情报，只能派交通员赴台，这个任务落在了刘光典肩上。1949年6月他离开北平，抵达武汉，随后前往香港。1949年10月25日，第三野战军第28军发起金门战役，战役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我军不明和忽视海面潮汐变化规律。就在我军登陆的当日，刘光典奉命从香港潜入台湾。11月27日，刘光典顺利返回香港，带回了第一批极为重要的国民党各方面情报。
在这批情报中，有台湾陆海空各军种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的通信密码。就在刘光典取回情报的同一天，华东局交通员朱枫在台湾基隆上岸。一周后，将吴石提供的另一批重要情报带到香港并立即被上报党中央。
特务打入内部，情报组织全军覆灭
战事在不断变化，最新的情报也在源源不断的收集中。
1949年12月10日，身为赴台情报组负责人的洪国式进入台湾。组织上进行了详细的分工，洪国式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军事情报。台湾籍共产党员王耀东负责联络，将整理好的情报交给交通员刘光典。刘光典除了负责取回情报外，还肩负向在台秘密党组织传达上级指示和考察在台秘密党员的任务。
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次被派往台湾，取回情报。此次入台，刘光典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彭孟辑、谷正文等人处心积虑地侦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在掌握线索后，安排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缉亲自查办，彭孟缉指派两名特务进入洪国式情报小组，暗中监视情况。
2月初，刘光典再次进入台湾，顺利地取得了一批新的情报。他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没有得到返回香港的指示。
这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台湾的处境非常危急。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投敌，使中共在台组织几近全军覆没；2月18日，中共华东局赴台交通员朱枫被捕；3月1日，吴石被捕。
与此同时，2月28日，特务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当时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查看列车车次，一个无赖过来挑衅，两人发生了争执。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开始，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核实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向敌人提供了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由于这一疏忽，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洪国式所在的地下情报组织在一天之内不复存在。1960年，洪国式被杀害，尸体肢解后被抛入河中。
万幸的是，刘光典在抓捕行动前去了台北，按计划他要拿到出境证，乘船返回香港。就这样，他逃脱了抓捕。
躲避追捕藏深山 风餐露宿近四年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从联络人那里得到一个严重的消息：组织被彻底破坏，包括洪国式在内的所有同志全部被捕。刘光典孤身一人，陷入困境之中。为了避免被捕，他当夜住进了一个三轮车夫家中。
3月2日一早，他通过当地邮局给组织发出： “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告知组织已遭彻底破坏。然后找到王耀东。俩人决定，立即离开台北。
为了抓获刘光典，在台湾各码头、机场及各个派出所都张贴了通缉令，上面写道：“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
刘光典在抓捕中得以逃脱，除了巧合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王耀东及时将他带到台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进入了旗山深山里。
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被出卖被捕的3年零11个半月，他是如何度过这艰苦岁月的呢？
刘光典最初来到当地农民赖正亮家，虽然条件很差，但赖正亮尽最大努力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刘光典交给赖正亮30元菜金外，还与赖正亮一起劳动；后来，他又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随着生活费逐渐用光，他只能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台湾的深山中。
在王耀东和当地人的保护下，刘光典藏住深山密林中躲避风雨，为了躲避抓捕，最艰难时候曾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一个小山洞中安身。这个山洞洞口长宽半米左右，洞长一米七，洞高仅一米一。就这样，刘光典在台湾南部深山中坚持了近四年。他被捕后敌人的评语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1954年2月l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刘光典与王耀东被抓获。
1959年2月4日清晨五时，六名国民党宪兵及记者，在执行官带领下来到关押刘光典的牢房。他们将刘光典五花大绑，在他胸前挂上写有“刘光典”名字的牌子带出牢房。执行官当场向刘光典出示死刑执行书并宣读后，询问刘光典还有什么话要说。刘光典目光坚定，从容不迫，毫不畏惧的回答：“没有”.然后，他在执行书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此时，刘光典面对即将到来的牺牲，面对记者的相机，微微向右歪着头，平静地对着镜头，留下了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随着执行官一声令下，四发子弹击中了刘光典，结束了他39岁的人生道路。
1991年组织为刘光典做出正式结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艰难搜集父亲的事迹 牺牲名单中找到父亲名字
如今，66岁的刘玉平一直忘不了小时候经常问妈妈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总是敷衍着回答：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去了。
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还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去查询。刘光典的档案中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那时候虽然爸爸的去向保密，但他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往台湾了。
1987年7月14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逐渐开始接触。1988年春节前后，刘玉平的姐姐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坐了十多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内地，他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刘玉平和刘玉芳辗转通过有关部门见到了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名单中，他们看到了父亲刘光典的名字。
骨灰盒里没有骨灰，至今仍是一个空盒
1991年前后，刘家姐弟拿到了民政部门补发的刘光典“烈士证”并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从那时起，刘玉平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光典的所有信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敖出版了一本国民党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台湾破获中共隐蔽战线人员的档案汇编，其中共有一百六十四个案件。为了找到此书，刘玉平托北京台联的叶芳，千方百计找到了此书。刘玉平从这本书中看到了父亲的档案材料，了解到父亲在台湾十年艰苦斗争的大概情况。
500元台币买到“匪谍”父亲资料
2008年9月的一天晚上，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上网搜索中发现，台湾“摩奇”网页上有人在出售《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小册子，在这个粉红色小册子封面上，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书《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有“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编印四十四年元月”字样。网页上还有一个中共“匪谍”修改身份证的插图。初看并不知道这个小册子里说的是谁，但下面的一段引文让刘玉平父子大吃一惊：“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任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
再往下看，是一行说明，表明此件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原来这是一本专门用文字及图画描述刘光典在台湾进行革命活动的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刘玉平立即给在台北的朋友王先生打电话，托他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资料买下来。王先生接到电话后，很快便用500元台币将小册子买下，并马上转交给了刘玉平。小册子详细记述了刘光典在台湾南部深山中四年的艰苦历程。
杂志刊发老兵回忆父亲文章
2010年8月，上海出版的《书城》杂志刊登了由张家林口述、夏沛然、王渝执笔的回忆文章，讲述了台湾“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一位台湾老兵的传奇经历。当时张家林“因忠贞程度见疑”遭逮捕关押，被判处10年监禁。在台北青岛路军法处看守所，张家林与刘光典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据张家林回忆：“我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他很讲义气，如果哪天菜汤里漂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刘玉平看到文章后，立刻和上海的杂志社联系，又通过杂志社找到在美国纽约的作者夏沛然，可惜，张家林已于2009年3月去世。
刘玉平说，他不希望刘光典的人生就是刘光典烈士这五个字，烈士只是对国家的交代，作为刘光典的儿子，他要给父亲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