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离世的消息在网络蔓延。孙仲旭曾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梦想家彼得》、《恋爱中的骗子》等为读者熟知的作品。人们对他充满怀念之情，更多人联想到翻译家的生活处境。

    比我年纪小几岁的孙仲旭，跟我是同时代人，也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也面临着各种人生的选择。他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一直在苦熬。在翻译稿费普遍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这种坚持显得悲壮。

    有人计算过，翻译一部15万字的文学作品，一般需时3个月。按翻译稿费千字60元计算，可得稿费9000元。减去税费之后，翻译家辛苦3个月所得仅为7000余元，比不上一名普通白领的月工资。

    据说孙仲旭曾把电脑里的400万字译稿打开给儿子看，说，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今后你好好打理，可以回老家造间房子，讨个媳妇。他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又不幸一直热爱着文学，我对这种困境是有切身体会的。

    20年前，我还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地处偏远的电机专科学校基础部教语文，月工资176元，吃喝开销后基本分文不剩。20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2380元。与文字为伍，生活清贫，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怨言。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结婚时，学校分给她筒子楼里的一间屋子--没有厨卫的宿舍间是当时分房的最低门槛，但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独立空间了。我们坐在一床崭新花格子床单上仰望天花板，彼此微笑不语，幸福充满心田。

    那年秋天，丈人偕丈母娘来到我们的小窠，语重心长地说：“万里长征第一步，你们算是有个窝了……你们得熬多少年才能混到有一间像我们那样的房子啊。”他们很友好，没有责备，但幸福感本来好好地充溢在我们心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这些年，很多同学下海了，去南方。我知道，他们的际遇与我相似：简单的爱情、微小的幸福，都经不起物质狂风的裹挟。

    20年后再相聚，当年的文学爱好者多成了土豪、国企老总，大家都白了头，肥了身，人生各种滋味尽在不言中。大家不禁回头品咂人生：为什么要把幸福与房子、金钱如此紧密地挂钩？为什么不能有更纯粹的爱与快乐？如果社会不是形成了如此深刻的偏见，我们平凡而愉悦地过一生有何不可？

    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百万富翁，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金融界打拼。文化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文化缺乏原创力，就只能依靠“山寨力”.

    据我所知，85岁高龄的翻译家王智量曾应某出版社之邀，翻译了俄苏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但他认真翻译好交稿后，对方却杳无音讯。

    王智量是俄苏文学研究大家。他曾为该社翻译过一部《屠格涅夫散文诗》，前后发行超过100万册，这样的畅销书，出版社收益不可谓不丰。但王智量总共只拿到200元稿费！后来他反复追问，该社给他答复说，那个责任编辑早离开出版社了。

    我曾呼吁尊重老翻译家的劳动。文章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其他出版社托我致意王智量，表示有意出版他的所有译作。我以为，王智量本不在意稿费，关键是它事关一个出版社对翻译家劳动的基本尊重。后来，王智量把大部分的译作，都转交给了花城出版社编审林宋瑜。因为林宋瑜对老翻译家极其尊重，在翻译家权益上做到了尊重和保护。

    但愿翻译家们的生存处境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