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转战电影就能免于舆论问责？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署名”韩寒“的网络写手怎么能掀起那么大舆论波澜。
上海学者张闳更表示，韩寒不值得”兴师动众“批判，在他看来，韩寒只是”文娱明星“:”文娱明星的生产，完全是另一个行业的事情。它遵循的是另一套规则。首先是商业规则，而不会去遵循所谓’学理‘和文学教科书规则。自由市场的资本流，总是流向最能挣钱的地方。这是资本的规律。它不符合美学规律或文学史规律。“
张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忘记了韩寒是怎样成为国内外各大时政杂志而不是娱乐周刊的封面人物的，怎样当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怎样成为部分学院知识分子嘴里的能量巨无霸的--”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张鸣语）。
张闳还忘记了，2012年被质疑文字作品代笔造假时，韩寒在各种招架无力之后，曾经丢下一句话：”失望和情绪低落时甚至还说过如果能让我再选择，我将不做一个作家，现在想来，完全是扯淡。作品见。“
放话之后，读者见到的是韩寒摇身一变成为娱乐圈导演的电影作品，而不是应对造假质疑的文字作品了。在一个领域信誉扫地，换一个圈子混就可以免于舆论的问责，这种逻辑，估计那些曾有贪腐行为而转身混迹商界的前官员们听了最受鼓舞了，还有那些生产毒奶粉毒大米的商家，只要离开奶粉大米界，换成生产蔬菜水果，也是可以被忘却和原谅的，否则，就是”兴师动众“.
如何被祭上”不可冒犯“的神坛？
作为现象的韩寒，为何得到各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些人甚至因为这种不同评价而互相攻击、谩骂？张闳鄙夷地讥讽肖鹰是”姚文元拙劣的学生“,而肖鹰则回敬称张闳是”文化鳖三“.当学者们不再说理，而是卷起袖子准备干架，一方面是他们的性格和话语习惯所致，另外一方面，则是他们都太急切地想说服对方了。
急切地想说服对方--是我们在有限的公共舆论当中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也曾一度希望快速地说服我赞赏的学者、媒体人、实习生小朋友，我以为，既然是我所赞赏的人，一定具备信息的接收和判断力，只要认真去研读资料，必然能够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当这种”必然“在现实中并不必然时，我调整了自己的思考方向，在2012年的文章中，我表示，质疑韩寒对很多人是一种”冒犯“,他们因这种遭受”冒犯“的感觉而抵制质疑，而对信息的再接受再判断有障碍，我们应当理解这种心态，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重要的不是那些迄今还在袒护韩寒的人立即站出来质疑韩寒的成色，而是努力去了解”作为现象的韩寒“究竟如何被祭上”不可冒犯“的神坛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他们为什么那么需要韩寒？他们需要韩寒的什么？如果大而化之地简要概括，需要韩寒的大概有这么几种人：一是媒体人需要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封面偶像，韩寒符合媒体造星的几大要素--可明星化的长相、人物特征的稀缺性差异化、对主流的叛逆。
韩寒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媒体大肆报道他的”七门功课不及格却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如今却有网友查证，公证处并无韩寒获奖记录），他是作为一个成功反叛应试教育体制的”英雄“被推出的；二是体制内学者对韩寒”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的羡慕，署名”韩寒“的那个”意见领袖“,无需为了课题的几万元经费而去卑躬屈膝，这对知识分子们来说是太大的激励了，珍惜”韩寒“,让”韩寒“成为他们反抗权力制约的代言人，是不少激赏韩寒的知识分子相当重要的动力，这一点，从”韩三篇“引发的舆论漩涡和一些知识分子对韩寒保守转向的失望可以得到证明；三是代际更迭中的80后和50后，他们分别将韩寒视为代言人和继承者，譬如有评论者说署名韩寒导演的电影”十分传神地留下了这一代人的一个背影“,还有论者认为肖鹰言语激烈批评韩寒就是出于对年龄相隔20年的下一代的嫉妒，对6个亿的票房的”愤懑“,于是，一部分80后乃至90后认为自己需要一个闪亮的偶像、代言人，一部分50后认为希望在下一代，批判韩寒就是打压下一代，扼杀下一代的创造力……
这里无法穷尽哪些人在需要韩寒，但可以看出来，他们分别需要韩寒的某一个剖面，且一旦需要这个切面作为励志”春药“了，他们就无法再接收关于韩寒的其他信息，处于一个自动关闭信息再吸收再修正的状态中。”成功就是一切“”成功是抵御质疑最好的回应“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逻辑，譬如时评人石述思所言，韩寒都已经做导演了，都已经6个亿票房了，还值得”整出这么大动静“吗？
“韩寒现象”影响又何止于文坛？
作为现象的韩寒，影响又何止于文坛？我更倾向于把它视为反馈了典型中国模式的一个切片。在过去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那些依靠破坏生态、制假卖假而增加的GDP,难道不就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成功学？而信奉这种成功学的人，又何其多？迷信韩寒的人，相信奇迹，相信传奇，他们不愿意”韩寒可能有假“的念头哪怕只是一闪而过，这就是我前面所言”质疑韩寒冒犯了一些人“最为重要的心理根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海市蜃楼“,好不容易渴慕的一条成功星光大道，岂可就此覆灭？
当然，那些质疑韩寒质疑到口不择言，对韩氏父子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人，似乎也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展示的也是急不可耐的功利心理。
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如果韩寒造假是一个事实，那么，18岁以前的韩寒是家庭教育的受害者，这，也是”作为现象的韩寒“的另一个剖面。韩寒究竟假不假？真相的相对主义者会认为，真相是永远不可得的，谁也不可能真正还原真相。执着追问真相的人则认为，造假不造假这种真相，不是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应该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对立的两方在这个节点卡住了，相对主义者对道德判断一般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他们受不了韩寒遭受的道德指控。
还有第三种态度则认为即便韩寒有假，原罪不值得追问，正如现实已经有这么多丑恶，韩寒不算最丑陋的那一个。在公共舆论当中，一旦参与讨论者大量使用上了”比较级“,也即意味着，他们需要急切地抢占话语权。希望议题继续，事件弄个水落石出的，说这是最大的，而希望议题赶快结束的，则以还有更大的丑恶为由阻止讨论。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承认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定是分层次和多元的，那么，我们恐怕就不至于在”最“这个比较级的用法上纠缠了，而是尊重每一个议题的发生、发展规律。关于韩寒的争议，能够持续这么多年，就必然有它内生的规律，而这，并不是用不用一个最高级词汇所能左右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