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汤恩伯、贺耀组倡议，与徐逸樵共同发起创建了旨在促进东亚各国相互协作的民间团体——亚东协会，由张群做名誉理事长，贺耀组做理事长，徐逸樵做常务理事。

　　不久，徐逸樵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亚东协会东京分会”,分会的常务理事还有谢南光、瞿络琛、郭心崧、王信忠、黄国富等人，实际工作则均由他自己主持。会址是爱国华侨捐款在东京港区购置的一幢意大利式洋房。此后徐逸樵先生作为亚东协会东京分会的负责人，和夫人斯桂珍一道，为维护海外及广大旅日侨胞的权益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要员频繁往来于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无论是汤恩伯、蒋鼎文，还是张群，都曾在来日期间和徐逸樵谈到是否去台的问题。在汤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反问说：“听说共产党把上海搞得不错呢！”汤听后当时不语。

　　徐逸樵不去台湾，也不加入日本籍，在日本生活多年，他和他的夫人始终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在东京的岁月里，新中国的发展变化紧紧地牵动着他的心，他为祖国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鼓舞，为祖国面临的各种困难而担心忧虑。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将大学刚毕业的小儿子，也是唯一带在自己身边的孩子送回祖国参加建设，他和夫人仍留在东京，继续为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持工作。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新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处就设在一直由徐逸樵照管的亚东协会东京分会会址里。以后新建的大使馆落成，徐逸樵又无限深情地将自家庭院栽培多年的多株花木移植到大使馆房屋周围，其中一株花香三季的桂花树就栽在大门前，以表达他拳拳赤子多年的心愿。

　　1973年初夏，徐逸樵偕夫人回到阔别25年的祖国。在组织的关怀和照顾下，他们到各地参观，了解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而最使两位老人不能忘怀的是，1973年10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带病会见了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并建议他们在今后适当的时候，落叶归根，回祖国安享晚年。

　　在返回东京途经香港的时候，徐逸樵向香港记者畅谈了这次回国的见闻及感受，还特别谈到海外赤子非常关心的祖国统一问题。他说：“依我看，祖国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相信，就是在反对这个看法的顽固派中最顽固的人，其本身也明白统一祖国已成为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时间，香港报界广为刊载。从此以后，他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向海外人士广为宣传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1976年6月17日，旅日华侨在东京为商震先生举行追悼会，徐逸樵在致词中再次强调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这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希望那些至今还在迷途上彷徨的人们，毅然决然地、不失时机地认清形势，以商震先生为榜样，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1978年秋天，徐逸樵和夫人回北京定居。一年后迁入新居时，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他们，对他们回国定居表示热烈欢迎。

　　回国后，他将自己收集珍藏的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无偿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把家乡仅有的祖传房产赠送给当地小学；1987年为纪念母校建校75周年，徐老亲自题写校名“浙江省诸暨中学”,并捐款设立“诸暨中学徐逸樵奖学金”,以鼓励乡梓后学。

　　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徐逸樵被增补为常务委员，以后继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不顾自己年迈多病，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1989年9月30日上午，徐逸樵因突发性大面积心梗，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