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原则性也是超强的。比如，他铁腕反对修建政府的楼堂馆所的轶事，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鉴于国家财力有限，周恩来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尤其对楼堂馆所的修建控制较严。在国家困难时期，更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开口子。如知道谁没有听招呼，他就会严厉地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由于多年战乱，年久失修，房屋残痕斑斑。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室内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而且采光极差。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建议改扩建这个会议厅，但担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不同意。国务院机关有关部门只好自己动手，将室内的隔断打掉，以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高兴地说：“这不是很好嘛！”

　　到了1956年，一些部委的领导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议，并且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周恩来坚决不答应，他说：“建政府大厦不是当务之急，利用中南海现有的旧房屋，不是-样可以开会、办公吗？”

　　1959年前，在筹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兴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周恩来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情况后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为了这件事，周恩来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佑街一片居民住房都得要拆掉。”周恩来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还强调说：“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撤销了这项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计划。

　　20世纪50年代末，有一天周恩来外出看望民主人士。当车路过北京东四时，他看见路北面耸立起来一幢正在兴建的大楼，便惊奇地问秘书：“这是什么大楼？”秘书说不知道。回到办公室后，秘书立即查问，才知道这幢正在兴建的大楼是中国民航局大楼。秘书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就火了：“告诉他们，给我马上停下来。”这时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但也不得不停下来。总理说：“我把你们这个秃顶的半拉子工程展览展览，看你们这些大搞楼堂馆所的还敢不敢再搞。”

　　1962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东北访问。送走外宾之后，他顺便来到辽宁省鞍山市巡视工作。正好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的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便想让周恩来作为第一位客人住到里面。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后，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个普通的住处。他对鞍山市的负责人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后来，周恩来无意中又发现了一座新建的大礼堂。这个礼堂虽然不大，但外部造型有很多地方模仿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这个礼堂不准用。”

　　之后，周恩来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这个厂是苏联援建工程，1958年开始兴建，1962年苏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合同中规定的苏联设备有一大批没有进来，只好撂在那里。当周恩来看到停工待料的轧机时，语重心长地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啊！”后来鞍山市的领导为建宾馆和礼堂的事，专门向周恩来做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