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系统详细地阐发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而这一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波折。

“阶段论”被指重大政治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从1979年1月8日到4月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上，有人对社会主义阶段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个是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冯兰瑞，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

　　冯、苏二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做了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批评过去长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即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与会的《经济研究》主编看了简报后，刊发了这篇文章。

　　冯、苏二人所批评的观点，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十几年来没人敢提出不同意见。因此，《阶段》一文引起巨大反响。胡乔木称此文会引起公愤，指示《经济研究》组织批判文章。邓力群也在社会科学院小范围的会议上说，“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并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

“初级阶段”首次进党中央文件

　　1979年11月，胡乔木受命具体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光远（着名经济学家，1975年后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也参加了起草小组。于光远认为中国社会与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明显差异，他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时一些领导人则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要在《决议》里写进针对苏、冯提出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于光远找到胡乔木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在他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

胡乔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1982年，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于光远也参加了起草小组。这时，胡乔木仍然不同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一次胡耀邦在场时，于光远提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胡耀邦连说“很好”,胡乔木这才不好反对了。但胡乔木执笔的报告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的另一重要成员邓力群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十二大报告的精神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误解。

胡耀邦向邓小平“求援”

　　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准备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第三次修改稿。会后，有人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这个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以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词句。胡耀邦立即执笔起草了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一提法的理由。信当晚送邓小平，第二天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知了邓小平的批示：同意。

　　第四天，也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他对邓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

　　于是，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比之前的提法更进了一步。

　　到1987年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了十三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