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是古今许多读书人的梦想。虽说成语本意是指富贵以后穿着华丽的衣服回故乡，但对照历史和现实，光华丽的衣服似乎还不足以代表这种梦想的“高度”,对于某些人来说，还包括有价或无价的资财。像那位总后原副部长，衣锦还乡后，不但兴建了雕梁画栋、巍峨雄伟的“将军府”,还带回了数不尽的珍宝和茅台酒。据说查抄时，其贪污受贿的资财装了四卡车，甚至包括金船、金像、金脸盆之类，真是富可敌国。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对于忙着往家里拉珍宝拉茅台的人来说，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人，而这一人，不是老百姓，是他自己。行有行规，官有官品，一个官员的官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从他家里的富裕程度或离任时所携财货多少，来断定其高低，尤其在运输不够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一看一个准。

　　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后晋时期的节度使赵在礼，历任泰宁军、匡国军、宋州等十多个地方的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他从不关心国计民生，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设邸店（古代兼具货栈﹑商店﹑客舍性质的处所），经营商业，积得万贯家财。不仅如此，他还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在宋州时，老百姓底子薄，经不起盘剥，苦不堪言，把他视作“眼中钉”.后来，听说他即将离任，老百姓如同拨云见日，奔走相告道：“眼中拔钉，岂不乐哉！”赵在礼闻讯，心生报复，立刻请求朝廷让他继续留任一年。得到许可后，贪得无厌的他，更是在以前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再人均增征一千钱，特意取号为“拔钉钱”,弄得许多老百姓雪上加霜，甚至家破人亡。一年后，赵在礼离任，回家自然船运马送、车载斗量。“瘟神”终于送走了，老百姓拟了一副对联，作为“临别赠言”:“早去一天天有眼，迟去此地地无皮！”老百姓真是可怜，遭遇贪官，却欲告无门，欲哭无泪，唯以吟诗表达愤慨，图个嘴巴快活而已。

　　对于一个离任的官员来说，带走的愈多，留下的愈少，只有骂名、恶名；带走的愈少，留下的愈多，除了造福一方的政绩，还有清正廉洁的美名。历代清官离任时，留下美名者不在少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产砚，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尤以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钦定为贡品。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均以能得到端砚为荣。因此，在端州任职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纷纷打着纳贡的幌子，以多出数十倍的数目征收，假公营私，拿着公家的东西去结交打点，跑官买官。包拯到端州任职后，首先想到的却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陋规，而是减轻农民负担，自断这条升官捷径，悉数减去多余的征敛，仅只征收进贡的数目，领导也好，故交也好，批条子也好，打招呼也好，一概不理。他还在端州府衙的墙壁上写下《书端州郡斋壁》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他认为做官当除贪欲，谋正道，以做清官为荣，以做贪官为耻，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拯当了三年州长，“岁满不持一砚归”.

　　与包拯同朝为官的赵拚，今天的人们或许不很熟悉，而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两人名声都同样显赫，人们呼包拯为“阎罗包老”,称赵拚为“铁面御史”.赵拚比包拯年轻九岁，无论在“直道是身谋”的为官理念，还是在“毋贻来者羞”的个人操守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赵拚以为人正直，立朝刚毅着称，任御史期间，弹劾不避权幸，曾扳倒过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等权力赫赫的高官，被朝内外尊称为“铁面御史”.而最让人敬佩的是，赵拚做官四十余年，不仅在中央任过要职，而且任过多地一把手，无论从油水多足的地方离岗离任，都仅“一琴一鹤自随”.可以说，“一琴一鹤”,就是这位“铁面御史”最好的廉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