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第一次沿着心灵深处的声音走近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第一次由情感激越的文字来探寻他和现当代历史的互动关系。该书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全部诗词，以年代为序，以历史变革为线，以情感历程为论述场景，将毛泽东激扬文字的青春，婉丽悲欢的爱情，运筹帷幄的决断，抑郁困顿的沉浮，坐地巡天的浪漫，风流人物的慷慨，乱云飞渡的从容一一展现出来。

“让别人去理解吧”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时代变了意义也不一样”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诗人的谢幕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环境中，便是一个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来难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他是学生运动的精英，是工人罢工的领袖，是农民运动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传家。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吐故纳新的哲学家，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经济天下的政治家，是别具一格的书法大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诗人，还是博览多识的学者。

　　（据《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