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仲隗是同盟会早期会员，1940年，郭仲隗出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议案中，郭仲隗等提交《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解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1942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会议上，郭仲隗等提交《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和《请移送灾区难民于西北各省垦殖，以固本救灾荒案》。1943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二次会议上，郭仲隗提交了《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垂死孑遗，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建国大业案》。

　　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战38天，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鱼肉百姓，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郭仲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决定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他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前后共行程23天，9月5日才由宝鸡乘机到达重庆。58岁的他体重减去12公斤，门牙掉了两颗。

　　“我要为河南老百姓说话。”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他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在会上他开宗明义就说：我坐过牢，下过狱，什么都不怕。河南灾情重到饿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年青者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在家园先吃草根后吃树皮，现在吃“观音土”,吃后屙不下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吗？耳朵聋了，听不见吗？我带了河南人民吃的十种‘观音土’请各院部长传着看一看。”言至此，郭仲隗情不自禁、声泪俱下。他面向主席台的蒋介石大声疾呼：“委员长如果再不管河南的事，我们三千万河南同胞就只有去跳黄河。就这，我们也不投降日本！”

　　在参政会上，郭仲隗不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内政部长张厉生、教育部长朱家骅关于“不谈军事，不涉及驻军将领”的劝告，置生死于度外，以事实揭露了汤恩伯在河南造成的“汤灾”.郭仲隗足足骂了一个多钟头，会场上时而肃静无声，时而群情鼎沸，他的发言令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无法进行。

　　《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媒体对此做了报道，全国影响很大。为平息群愤，蒋介石次日在上清寺官邸宴请国民党籍参政员，蒋介石在席间主动为汤恩伯承担责任，说汤恩伯的撤退是他亲自下的命令。郭仲隗又当场质问蒋介石是如何下达的命令？说汤恩伯不是撤退而是落荒而逃，并丢失电台。以至于蒋介石无言以对，宴会不欢而散。后来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搪塞舆论。”

　　开完参政会，郭仲隗又应邀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为学生演讲。他演讲道：汤恩伯把战败的原因归罪于河南人民，原因是河南百姓没收了他们的枪。郭仲隗说，河南百姓对一切驻军都是忠实的。几年来他们遭受多种灾害，但他们对军粮征收上，却没有丝毫的回避。他们不但如数拿出，而且拿得最早。不是河南百姓背叛了驻军，而是驻军抛弃了河南百姓。

　　郭仲隗的发言，传至汤恩伯耳中。汤恩伯气急败坏，密谋对郭仲隗下毒手。郭仲隗在回河南路过豫陕边境时遇到查捕，他机智地跳下汽车，沿荒僻小径而行，躲过了这场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