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枯萎的革命,流失的爱情(2)

时间:2014-05-20 08:30来源:《看历史》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违背了对汪精卫的誓言,执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根据孙中山要求同盟会会员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离开北京。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然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早已发生转变,在饶他一命的肃亲王善耆的礼遇与规劝之下,汪精卫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出狱后,他很快成为京津一带同盟会的领袖,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放弃武装起义,主张和谈。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这次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他所作出的种种汉奸行径。


  一个多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与陈璧君重逢,并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到他广州的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


  陈璧君与汪精卫婚后,一度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仍在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然而,他们都不知道,“云帆”究竟能行多远,能够为“意”成就,也同样会为“意”所累,被生死患难论证过的深情,很难真能敌得过两个人日复一日的厮守。


 

■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显然,汪精卫极不自信地选了自己。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监禁后,陈璧君再次策划汪精卫的复出,却很快因为蒋介石被释放而宣告破产。在陈璧君的协助下,汪精卫一次次伺机反扑,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将汪精卫与陈璧君引向不归路。他们都曾盘桓在权力的神坛上,却不过是民国政坛上无根的浮萍,所凭的只是自己的才华和冲劲,以及早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仅凭这些浮名而进退。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调查最终发现,行刺者孙凤鸣是曾经的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因政府消极抗日,决心铤而走险。然而,陈璧君还是感到不安,已经开始迷恋权力的陈璧君,劝说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出国,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格缺陷。汪精卫可以爱惜羽毛,陈璧君则不必;汪精卫在公开场合做君子,陈璧君则负责在私下“做小人”,像一个饶舌的怨妇一样频繁地为丈夫叫屈,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对手,汪精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陈璧君的富家女性格,因为掺杂着政治的欲望,而愈发扩大,她像婚前一样冲动,果断,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她时常喜怒不定,动辄冷眼大怒,富家小姐的乖张与飞扬跋扈,被权力扭曲之后,愈发难以遏制。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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