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大方面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2万余册的“大仓藏书”.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对此评价称，这是100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5月4日《新京报》

　　这批涵盖经史子集的古籍，重新回到了中国，而且还有相当的孤本。

　　这些古籍“出国”时，虽然是在乱世的1917年，但也不是日本武力掠夺，而是中国藏书家董康因经济原因卖给日本藏书家大仓喜八郎。现在北大图书馆从日本回购而来，是简单的市场行为。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大仓将这批古籍保存完好，形成“大仓藏书”;北大回购，却面临着公众更多的期待：一是北大只能比日本大仓保护得更好；二是不能将这些中华典籍（包括朝鲜古籍）变成“私藏禁脔”,也要发挥更为广泛的公共效应--如给学界提供更多学术研究之便，如开放展览让普通公众一饱眼福。尤其前者，若北大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籍还不如日本人保护得好，这种回购就是耗费巨资浪得虚名。

　　公众相信北大的理性，也相信北大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去保存这些回购的古代典籍。令人欣慰的是，北大也开放式地将这些回购古书展览，今后还有影印出版和通过网络开放电子化阅读的计划。希望北大能将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落实到位，让更多的人一睹古籍芳容，让书香如缕，流远芬芳。

　　治世收藏，本是文化盛事。但揆诸现实，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文物收藏的文化内涵却被现在或将来的市场功利所覆盖。人们评价文物的价值标准，是能拍出多少价值。人们热衷于对天价文物的追捧，由此对文物有难以抑制的占有欲。只要文物为我所有，秘而藏之，就能藏出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价值。正是如此，文物在异化，不是赝品丛生，就是喧嚣浮躁的大众收藏文化，甚至鼓励盗墓文化并催生考古学的心浮气躁，使专业和科学沦为市场化的道具。

　　即使是北京大学，也发生过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抢拍“过云楼秘藏”之囧事。当然，北大胜出了，但也为舆论所争议。可见，在争抢文物的市场乱战中，北大也难以免俗。

　　文物收藏市场依然很热，北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日本回购古籍，自然不会引发舆论的呛声，反而会赢得点赞。但北大回购资金，并非北大自筹，其中就有公共财政的奥援。这再次验证，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属性，也确认了这批古籍非北大所私藏私有。让这批古籍发挥出应有的学术价值，释放出公共属性的文学气息，是北大的使命与责任。

　　其实，公众对于中华古籍知之甚少。北大除了有计划地向公众展出这些古籍让公众看“热闹”外，还应普及一下古籍常识。譬如什么叫线装书，什么叫抄写本和刻印本；按照刊刻时代区分，都有哪些刻本，为何宋刻本最为珍贵等等。

　　据原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沈津介绍，目前散落在国内外的中华古籍大约有5000万册左右，就收藏实力而言，国内首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次之，海外则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最。

　　让中华古籍都回到中华大地不现实。但包括北大在内的古籍收藏机构，在保护好古籍的同时，更应让古籍对接地气和民气，让古籍“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