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六榕寺内貌
广州六榕寺住持云峰大和尚离世已经十多年了。每每想起和他交往整整30年的日子，心里仍感到有些茫然。
“文革”中，大和尚被逐当工人，我却住进六榕寺
1973年，我才20岁出头，刚从农村出来广州读书、工作，住在六榕寺里。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宗教寺庙等当然都革了。六榕寺及花塔，只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划归市文化局管理，派有一班人进驻，并先后新建了一间贵宾接待室和一间两层的文物仓库。我是作为市文化局在六榕寺里开办的“文艺创作学员班”的一员住进去的。当时“学员班”把寺里如今供奉泰国佛像的厅堂及左边的厢房间作师生宿舍，把六祖堂和贵宾接待室作学习的课堂，解行精舍地下则是“文博”进驻的办公室，楼上是管理人员的女宿舍。寺里的和尚大多已经遣散，只剩下云峰、新成、鸟空，和“文革”前广州市佛教协会秘书长郭丹华居士（华姑）仍住在那里。
六榕寺早已失去香火，除了花塔、六祖堂、解行精舍和作我们宿舍的厅堂（包括两边厢房）还算较好之外，其余殿堂破败不堪，包括华姑、新成、鸟空居住的地方（即现在改建成供奉从大佛寺搬来的观音菩萨和公德堂的地方），堆满拆建下来的桁、桷木料和砖瓦，六祖堂对开的，立有苏东坡题写“六榕”二字碑石的花园堆放从南岸废品仓库找回来的原大佛寺供奉的释迦牟尼、阿弥陀、弥勒佛和观世音四尊大佛像（现供奉在大雄宝殿和观音殿的就是）。云峰大师则一直住在六祖堂左边的厢房里，至圆寂30多年。他们也早已废除法号，恢复原来姓名。云峰叫“朱云峰”,新成叫“胡林成”,和华姑一道被分配到中山三路原“星火”市场旁边的街道工厂自食其力，干打造煤油灯盏和糊纸盒、纸箱等活，每月二十来块钱，一早出门傍晚归。鸟空则因为年纪大，已80多岁，没有被安排去劳动，靠政府接济生活费，但他在寺里每天扫地不止。
初时，我也不敢主动去接近他们，一个乡下仔刚从农村出来，对大城市的规矩什么都不懂，尤其对佛教和尚、尼姑（我曾误会郭丹华是尼姑）更觉得神秘，加上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要同一切腐朽反动东西划清界线，所以一段时间见了云峰和华姑他们亦不敢打招呼，大行大过。后来大家出入见得多了，就点点头，有时互相帮忙开开大门。
日久，我见鸟空天天打扫花园的落叶，口中念念有词不知说什么，有时见他还拄着拐杖上街买一大网袋面饼、蔬菜回来，我就上前帮他提面饼、蔬菜和扶他返回房间并把东西放好，有时还帮他从天井打水。大概云峰、华姑、林成见我常帮鸟空做这些事，一副乡下仔的模样，就主动跟我打招呼，打听我的姓名、出身、籍贯，也打听我们学员班的事情，包括同学、老师、领导和以后的工作等方面情况。以后大家接触多了，熟了，我就常常晚饭后或者节假日到华姑的住处去坐，因为其时云峰跟华姑分别是50多岁和60多岁的人了，两人长时间合伙开饭，在华姑的厨房煮，所以，他们每天下班回来一起做饭。饭后，云峰一直在那里坐到晚上9点多钟才返回自己的住处休息，林成有时也过来坐。我每次到华姑处去坐，一般只是半小时，有时跟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话；有时也帮他们做点什么，比如砍柴、搓煤球等。他们有好吃的也叫我吃，比如花生、橙和柑桔、糖水……我叫云峰为“云峰叔”,叫郭丹华为“华姑”,叫林成为“老胡”,他们则叫我为“陈同志”.这样的相处，大概一年后，我就把对云峰、华姑、林成、鸟空他们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同住在六榕寺的学员班老师姚柱林和学员班领队杨苗青（杨后来为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带他俩也与云峰他们交往，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姚柱林、杨苗青有时得闲也跟我一起去找云峰、华姑、林成他们坐，问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姚柱林老师跟我一起去坐的次数更多。乃至1978年我们搬离六榕寺之后，还经常一起去探望他们，致使我们三人二三十年来与云峰大师之间成为无话不谈、互相敬重的朋友。
“文革”结束，云峰在工厂办“退休”,重返六榕寺
云峰大师告诉我，他是湛江海康（今雷州市）人，本名朱富，出身十分贫穷，几岁时候就死了父母，姐弟俩由伯父抚养，到八九岁时，眼看天灾匪祸，无法挨下去，与其活活饿死，倒不如到别处另谋生路。于是他伯父托人将他带到湛江近郊一寺庙当小僧人，每天帮忙干些拾柴、扫地、打水、煮饭等杂工，以混一口饭吃，姐姐早早就嫁人。以后长到18岁，正式到南华寺受戒回去当和尚。由于他自小勤奋好学，肯钻研经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被选送去北京佛教学院进修，几年后毕业（算大学生）分配到广州市佛教协会工作，并在六榕寺当和尚。
“文革”前云峰已经是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主持佛协的日常工作。“文革”十年期间，佛教协会解散，和尚放逐，寺庵封门，他就和其他和尚到芳草街的街道工厂当工人。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到1979年间才逐渐恢复宗教协会的工作，六榕寺由市文化局归还僧人管理作佛教活动场所。云峰、华姑、林成他们才从街道工厂办理“退休”,返回六榕寺并负责筹备恢复成立广州市佛教协会和广东省佛教协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云峰即当选为“文革”后恢复的广州市佛教协会和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同时被选举为六榕寺的方丈。从此，释云峰以及华姑、释新成他们又专心一意在六榕寺主持和拓展广州市和广东省的佛教活动，恢复和组建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无着痷、大佛寺、白云山能仁寺等，并到肇庆鼎湖的庆云寺、韶关南华寺、潮州开元寺、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等传经讲学、做法事；到北京、南京、浙江普陀山开会、交流等。云峰还以宗教界着名人士的身份，一连多届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参政议政。
我自从搬出六榕寺，回到应元路单位宿舍之后，最初每个月都有二至三次去六榕寺探望云峰他们，有时还带去一些乡下取回来的靓大米、菜干、猪仔薯以及挂历之类送给他们改善生活（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广州物质供应还很缺乏）和使用，云峰和华姑也把自养的鸡只产下的鸡蛋送一些给我。后来因工作忙碌，探望的次数少了，但一年最少还有七八次相聚。
我和云峰大师无话不谈。谈国家大事、谈经济、谈文化艺术、谈佛学，云峰尤其喜欢律诗、对联和书法，我也常向他请教一些佛教知识。他非常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常问及我母亲、家姐、大兄的身体健康和状况。记得1982年秋，我说起打算国庆前后去一趟北京探望好朋友，将逗留十来天，他问我去北京半个月经济上有无困难。我说没问题，已凑足备用金了，但他知道我的工资并不高，每月只有41元，就硬塞给我85元外汇兑换券作路费（那时广州到北京火车卧铺票60元上下），并相约国庆节后大家在北京相见（他说他国庆节后也要到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开会几天，告诉了我去中国佛协找他的地址。所以，这一次使我有机会在北京广济寺，见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巨赞和正果两位大和尚）。又有一次，他应邀去香港参加大屿山观音像开光典礼，临行前打电话问我，需要什么他可以从香港买回来，我说如果方便的话，可帮我北京的朋友买一些设计绘图用的笔芯，结果真的买了一盒笔芯和其他文化用品回来送给我。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