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队（资料图）

　　戴着厚片的近视眼镜，头发按美学的比例分开，面带和善的笑容，话不多，朋友们都说他像个归国华侨。他是卓伟，本名韩炳江，因为报道大量轰动一时的娱乐事件而扬名。娱乐圈，很多明星，提起他就咬牙切齿。近日，更是因为报道文姚恋，声名大噪、非议不断。

　　他的同事称他为“老师”,而在娱乐圈和社会上，人们则习惯以“狗仔”称呼他。对于这份职业，卓伟在一篇写给《南方传媒研究》的文章中说道：“我从不讳言自己是‘狗仔队',但我也想告诉人们我同时还是一个有着新闻信念和尊严的记者。”

　　对于他和他的团队近期曝光的“文姚恋”,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我们绝不能任由这种’狗仔文化‘泛滥成害，成为社会的’毒瘤‘.”

　　《法制晚报》邀请了学者一起来探讨，“狗仔”是理想还是毒瘤？

狗仔：扰人不休的蚊子？

　　“狗仔”,内地人最早的想象来自于香港。行色匆匆的影视明星周围，带着摄影器材，背着双肩包，穿着马甲和运动鞋，拿着相机对着漂亮的明星一通乱拍，就是我们对于“狗仔”最早的印象。

　　狗仔文化，与人们对于名人八卦的猎奇欲望须臾不可分离。西安工业大学教师杨飞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狗仔队‘之所以会为了曝光明星隐私锲而不舍，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大众对明星隐私的’好奇‘心理给了其偷拍和八卦的动力。”

　　“狗仔”出自意大利文Paparazzi一词，原意是指一种“扰人不休的蚊子”,有时候人们粗暴地把它直接音译过来：“拍拍垃圾”,中文里比较客气的译法是：“专门追逐名人的摄影记者”.

　　它最早源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意大利摄影师SignorPaparazzo.当人们厌倦了影楼里拍摄出来的明星“样板”照，SignorPaparazzo与同事躲在罗马着名的茶座ViaVeneto偷拍喜欢光顾这里的达官贵人。他们偷拍到了埃及国王法鲁克在这里推翻桌子，以及与年轻女明星鬼混的已婚男演员，从而大受欢迎。

　　短短半个世纪，狗仔文化恣意生长。而与之相关的传媒产业也像春天的野草般生机盎然。内地“狗仔文化”的兴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网络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直到今天，还有港台明星会在综艺节目里怀念没有“狗仔”的内地媒体环境。毫无疑问，是卓伟和他的同行们终结了这种“怀念”.

　　西南科技大学教师张剑接受记者访问时认为：“人们的八卦欲望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对明星人物生活细节的关注，但凡事必有度，如果公众的八卦欲望涉嫌侵犯明星隐私，就明显过了。”

争议：为钱还是为理想？

　　文章婚外恋曝光之后，引起的反弹或许是卓伟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除了那几条创造了转发和评论纪录的微博外，“周一见”的预热炒作，杂志主编、出品人与当事人的微博互动，以及频繁接受媒体访问的行为，是人们诟病最多的。新华社连续几天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卓伟和他们的工作，语气、措词都很严厉。

　　面对“狗仔”这一职业，在国外，人们的态度，通常是比较“暧昧的”.狗仔的爆料，人们喜闻乐见，有时候，明星与狗仔之间形成相互共生的“食物链”,但是，“狗仔”这一职业却并不受人待见。人性猎奇的欲望与道德、法律的矛盾所引起的争议并不少。在大报以及政府机构眼中，他们是“不入流”的，也被同行视为新闻工作者的“异类”.

　　在这样的语境下，西方的“狗仔”很少夸夸其谈新闻职业的尊严和理想，职业的“风光”大多体现在他们比同行更多的收入上。据悉，英国的八卦小报主编一年可以拿10万英镑，这在同行中算是不错的收入，而因为一张独家八卦照片而换来一栋繁华地段的大房子，不是幻想。

　　很多国内媒体、专家也认为：从事狗仔这一职业，对于很多人而言，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就是金钱。对此，杨飞也相信：“偷拍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不过，与此形成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第一狗仔”卓伟谈论最多的，正是其所坚持的职业理想和专业态度，而不是金钱。他和他的团队拒绝了文章的“不还价”的公关。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止一次表达过，从事“狗仔”这一职业，更多是为“新闻理想”,是为了“真相”而不是金钱。

　　张剑认为：“作为媒体记者，如实报道，这既是其职业定位的基本要求，也是他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客观体现。其实无论在哪个领域，无论在什么行业，只要秉承良心，坚守职业底线，做到术业有专攻，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八卦之外：如何求真？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的从业理念，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这种带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最早源自于美国。

　　1947年以教育家哈钦斯为首的报刊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提倡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这种自由体现在人们不服从除真相以外的任何权威。卓伟的“新闻理想”,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新闻专业主义。

　　但是，正是这种专业主义导致了今天狗仔在西方文化中的“暧昧”地位。一方面，人们相信记者有追求真相的自由，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也有让渡部分隐私的责任；但另一方面，由此而引起的争议、矛盾，却并无解决之道。

　　杨飞告诉记者：“从法律上来看，以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到底能否构成新闻侵权，我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此时，人们之所以不待见狗仔，人们是担心：“这种’狗仔文化‘若长期发展下去，将会传播下仇恨、泄愤、虚伪、敲诈等肮脏的种子。”

　　张剑则认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不但代表着自己，也在客观上影响着关注他的那部分人。比如文章出轨，公众当然有权知道并对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无论是记者的报道，还是公众的讨论，都应该恪守一个底线，不能去干涉明星受法律保护的隐私，甚至用极不恰当的方式去干涉他们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