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在养心殿正式发布退位诏书。按照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后妃们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中，保留溥仪的尊号，宫廷内务府机构和官员照常存在，称为“小朝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拨给小朝廷400万两白银，后改为400万元。但由于逊清皇室任意挥霍，以及内务府人员经常中饱私囊，所以小朝廷时常入不敷出。而且，民国政府所负担的经费，也往往因为财政困难不能如期按数拨给。在经济来源短绌的情况下，为维持脸面，溥仪就把脑筋动到了紫禁城中的国宝上。

债台高筑 明目张胆举行拍卖

　　溥仪不仅维持了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就高达1300多元。1921年以前，内务府公布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项，每年就要87万多两白银。据说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

　　钱不够用，民国政府又时常拖欠，怎么办？溥仪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于是，溥仪命人向商号、银行借钱，但是大笔的钱，溥仪他们根本就还不起。于是，就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逊清皇室就用这种方式向各大商号、银行共借款超过100万元。

　　后来，“小朝廷”认为这是个赔本买卖，于是开始积极筹款，即拍卖宫中的金银、珠宝、古玩。还于1922年1月，刊登了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玩的招商广告。招商广告一经发出，立即就获得了京师银行、富商大贾，甚至是外国驻华使馆洋人的注目。

　　虽然无法确定这次拍卖，逊清皇室一共卖出了多少国宝，但从他们发出的发货通知单来看，各商家可谓是满载而归了。

筹办婚礼 欲卖《四库全书》没成功

　　1922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署询问有无买主。最后得知日本因为法国买了一部分落入朝鲜之手的《四库全书》而感到十分羡慕，也想要购买《四库全书》，以壮日本观瞻。清室人员就去与日本驻京公使署的人做了接洽，请他们购买奉天的《四库全书》。日使署的人员当即就给本国拍了电报，询问是否购买。日本国内一听，大喜过望，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四库全书》买到手。现在，两方人员正在秘密交涉洽谈之中。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丛书，乾隆年间完成。当时共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北京紫禁城、圆明园及奉天、承德、杭州、扬州、镇江七处。由于清晚期的多年战乱，到民国时，《四库全书》仅剩下四部。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1914年，民国政府把藏于奉天的一部运来京师，存放于故宫保和殿内。

　　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把这么有价值的《四库全书》给卖掉呢？原来，此时清室开始大规模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经查阅《大清会典》和清朝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最后决定按照同治帝婚礼的规模来办理。虽然那次大婚的花费相对比较少，小朝廷也没有钱铺张办理了。为此，溥仪要求典礼处大婚用款不准超过30万两，如若超过此数，朝廷就不再拨款。

　　但是，按照内务府最后的计算，即使一切从简也需要50多万银元。不得已之下，内务府派人去总统府，恳求民国政府拨发拖欠的岁银使婚礼能够正常进行。当时民国财政部写了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民国的经费实在困难，所以才导致优待岁费不能按时拨发，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中拨出十万元以供使用，其中两万，就算是民国的贺礼了。这10万元仍然是不足以满足溥仪大婚的花费以及偿还以前的债务。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满足皇室的享乐，于是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四库全书》。

　　逊清皇室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各界的舆论谴责。1922年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

　　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逊清皇室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集经费的企图没能得逞。

改变策略 “赏溥杰”私运书画出宫

　　溥仪为了要对宫中的藏品摸底，从1921年起，就指派清室内务府大臣和帝师清查各宫室的陈设和文物。这个清查就成了溥仪处理国宝的重要前期准备工作，随后就出现了溥仪以“鉴赏”为名，调阅紫禁城中收藏的书画，再以“赏傅杰”为名私运出宫的情况。当时的溥杰虽在宫中“伴读”,但住在宫外，拥有正常出入宫门的条件。溥杰还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就与溥仪两人共同商定了能让他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的计划。

　　1922年9月开始，到1923年1月，溥仪几乎每天都会调阅书画，一饱眼福之后就钤印“宣统御览之宝”,然后塞入两个黄包袱中，通过其弟溥杰的手偷运到宫外，这就是所谓的“赏溥杰”了。

　　清查文物时已经对清单上每一卷轴、每一册页、每一函古籍，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一开始的时候，溥仪是几天“赏溥杰”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每天都要赏赐，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杰每天带走的书画卷册，都是从被鉴定为画了五个圈的物件中挑选的。由于这些典籍与溥杰上课用的课本尺寸相似，溥杰就把它们混放在课本里，用黄色锦缎包好，再带出紫禁城，因此从未引起过守卫的怀疑。

　　如此持续了大概5个月之久，包括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内的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稀世书画珍品共1300余件被偷运出宫，暂时囤积在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醇亲王府中，后都慢慢地被秘密转运至天津。

　　1922年的时候，溥仪还听大总管张谦和说乾隆帝在世时，把喜爱的数万件国宝封存在建福宫内，他当即就命御前太监引往建福宫，发现大门封条又厚又脏。可推开门一看，屋内专用收藏箱摆放得极为整齐，箱子里装的都是乾隆帝在世时鉴赏过的宫廷藏品。建福宫中的宝物得有数万件，而且还都是奇珍异宝，从此，溥仪常常把玩这些国宝打发时间。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溥仪传口谕命内务府从建福宫中挑选古玩、字画装满百箱，越洋赈灾，还美其名曰：“百箱的‘百’代表百废待兴，就取这个吉利数字吧！”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