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治声望与号召力当然首先源自刘备的亲民风格，其次则来自于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号召。
就第一点来说，早在平原时期，刘备就在“人民饥馑，屯聚钞暴”的环境里，“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至于第二点--所谓兴复汉室云云，恐怕更多的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至于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曹，更多的似乎仍然是一种性格使然。
当建安三年刘备投曹之时，曹操待之以非常之礼，但是，非常之礼背后往往隐藏着非常的危机。事实上，当刘备势穷来投之时，曹操的智囊团就已经分裂为主杀与主留两派。到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时候，也就注定了刘备后半生如果想继续留在曹操手下，必须十二分地夹起尾巴做人。甚至即便如此，多疑残杀的曹操是否能容得下刘备，都是一个大问题。更何况，刘备的本性恰恰是宁折不弯，只不过是经验和惨痛的经历教会了他忍耐。也可以说，刘备的忍耐是非本性的，是为了更高层次的不忍耐。
宁做四处被追打的斗犬，也不当寄人篱下的哈巴狗，这就是刘备的人生信条。所以他敢在当安喜尉的时候鞭打督邮，也敢于在兵不满万、将只关张的情况下挑战举世无人敢惹的曹公孟德。虽然一次次被击败，却又总能一次次逃脱，一次次卷土重来。如此反复，终于有了三顾茅庐的机遇和火烧赤壁的奇迹般转折。
陈寿给刘备的评语是：“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很是切题。
一顾茅庐可谓刘备的转捩点。三分天三下的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刘备集团第一次拥有了明晰的发展战略。诸葛亮与鲁肃联手促成孙刘联盟，则使这个战略具备了可行性。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到建安二十四年夺取汉中，这Il年堪称刘备的全盛时期。从屡战屡败到连战克捷，从无立锥之地到跨有荆益二州。历史的激流旋转得如此急速，大有让人目不暇接之势。而新的剧变就潜伏在这一帆风顺的辉煌之下。
当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际，为了牵制曹军在汉中方向的集结，关羽的荆州军在中原战场发起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从策反曹军边境守将直到双方正式开打。本来只是一个有限的牵制行动，却因为过于顺利的军事进展而一步步失控，最后演变成曹刘之间的一场主力会战。关羽太过专注于军事斗争，而忽略了外交战场的暗潮涌动。就在他拔襄阳、围樊城，水淹七军，达到一生军功的顶点时，却突然遭遇了吕蒙白衣渡江的袭击，并最终在曹、孙两军的夹击下全军覆灭。
荆州的丢失和关羽集团的覆灭，对刘备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并非致命一击，如果继续忍耐，逐步恢复和孙权的联盟关系，没有了曹操之后的中原，究竟鹿死谁手实在尚未可知。更何况此时又发生了曹丕篡汉的事件，这对一向标榜匡扶汉室的刘备集团而言，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是，刘备并没有全力对付靠篡汉新成立的曹魏政权，反而决定东征孙权，夺回荆州。
刘备这一决策的失策之处，当年赵云就已经分析得很明白：“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正是基于这段分析，颇有一些后人觉得刘备口口声声宣扬的匡扶汉室，不过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从而觉得刘备这个人就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是否如此呢？
首先，如果刘备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伪君子，他就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与孙权开战，姑且不说这个时候他攻击关中，是否能成功，但至少他抛开曹魏而攻击孙权，必将使其一贯的政治声望遭遇一次重大打击。
其次，从外交上讲，国际政治斗争，本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黄初二年，魏、吴之间已经因为襄阳、樊城归属问题发生军事摩擦，这个时候刘备要做的绝对不是伐吴，那只能是把别人的架抢过来打，而应该继续静观其变才是。
最后，从军事学的角度讲，老于兵事的刘备也不可能不知道，丢失荆州之后，孙刘之间隔着的是三峡。谁先进攻，谁就要先穿越数百公里的峡谷。沿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雾少饮水，谁先动手谁不利。除非是趁敌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可是，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冬天被杀，曹丕第二年篡汉，是为魏黄初元年，又过了一年，也即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的七月，刘备才出兵伐吴，夺取巫县后又暂停行动，直到黄初三年、蜀汉章武二年的二月才又发起全面攻势，突然性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也有人认为刘备的军事才能本来就不高。博望坡之战，汉中争夺战，可谓刘备集团在对抗曹操的过程中两场很出彩的胜利。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胜利都被归入了诸葛亮的名下，可历史上，这两仗都是刘备亲自指挥取得的胜利。博望坡之战时，诸葛亮还在隆中高卧。而夺取汉中时，诸葛亮被留在了成都，负责为前线运输兵员、粮草。这又怎么能说刘备军事低能呢？
可以说，刘备的伐吴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解释这不可思议的答案，其实早由敌国的一位智囊答出了。
关羽死后，魏国内部曾发生一场关于刘备和孙权是否会开战的大争论。刘晔认为一定会开战，其理由就是：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而以刘备的为人，不可能不给关羽报仇。
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就在于刘备已经老了。人一老，往往不讲理，更何况刘备本来就是一个极有个性而且重人际感情的异类政治人物。
但刘备毕竟是个政治家，是一国之君。诸葛亮、赵云的反复劝谏，诸多重臣的坚决反对，不可能不对刘备的决策产生影响。这或许就是刘备拖了三年迟迟没有发起进攻的一个主要原因。偏偏就在这个微妙的当口上，张飞又被暗杀，而凶手又投奔了孙权。这一事件最终扼杀了诸葛亮与赵云阻止刘备东征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铸成了刘备和蜀汉政权最大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刘备的一生也就不免要在火烧连营的灰飞烟灭，与白帝城托孤的凄凄冷冷中落幕了，留在史书中的刘备，既不是演义中的忠厚傻二哥，也不是奸诈伪君子，而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不屈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