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进行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铭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希世之珍”,而且是分别经过宋、金、元诸代的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拚而愉快也。”
“四美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这四件画作，明代为上海人顾从义所收藏，顾能书善画，好古精鉴，嘉靖年间以善画选直文华殿，后授中书舍人。这四件国之瑰宝，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他对此四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为之感慨不已。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
乾隆皇帝对“千古法宝，不期而会”叹为“不可思议”,并非常高兴，御题《蜀川胜概图》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诗句。于是，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图》，并御题《“四美具”赞》：“虎头三绝，妙极丹青，桓元巧偷，自诧通灵。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岳避舍，顾陆为徒。潇湘澹远，蜀江清峻，九歌瑰奇，奕奕神隽。中舍鉴藏，名迹归重，剑合珠还，雅置清供。”与“三希”重聚的感慨一样，也将“四美”重聚比做春秋时期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在西晋永平年间重现，以及东汉顺帝时期合浦珍珠在吏治腐败时避迁交趾、吏治清明时重到合浦的传说，足见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
鉴赏功力与藏品整理
乾隆皇帝不仅致力于收藏，而且重视文物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乾隆朝着名的文学侍从，有梁诗正、张照、汪由敦、董邦达、钱陈群、沈德潜、于敏中、刘墉等。这些人学问优长，能诗能文，兼具书画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陪着酷好诗文艺术的皇帝进行创作、鉴赏，整理皇室收藏。乾隆皇帝本人艺术修养甚高，精于古物鉴赏，嗜古成癖，对于收藏的书画及工艺珍品进行过认真的鉴评。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上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一生拥有过的玺印远远超过他曾钤用过的玺印，据统计，乾隆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过的也有千余方，是历史上留下印迹最多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对古玉的鉴别水平很高，对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这是在实践中学习获得的。他写有《御制玉杯记》，记载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经过及做旧方法。这种方法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积累了好多经验，能够准确鉴别古玉的真赝。
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82岁的黄公望画成生平最重要的名作--《富春山居图》卷。这幅画卷为纸本水墨画，在清顺治年间不幸遭遇火厄，分成两卷，残存的一段，通称《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为全卷起首。360余年间，《剩山图》与《富春山居图》各自流传。此外，流传的《富春山居图》有构图完全相同的两卷，一为题赠郑无用师的《无用师卷》，另一为落款“子明”的《子明卷》。两卷于乾隆时期先后进入内府。乾隆帝误辨《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仿本，引发后世诸多讨论。
清宫有无假画？肯定有。1936年马衡院长曾因易培基冤案问题，在庆贺张菊生（即张元济）70寿辰时写的《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书画名家和风雅帝王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指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他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对有些虽为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的书画，马衡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总之，马衡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社会名流所藏书画，大多来自于民间，当然不乏赝品。书画的真赝鉴定“谈何容易”,而法院仅听黄宾虹一家之言就断定“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鉴与赏是分不开的。乾隆皇帝的阅赏活动在他的诗文中也有充分反映。除诗歌之外，乾隆皇帝在书画上题跋则更多，仅《快雪时晴帖》就在49年中题跋达73处。对于许多工艺珍品，他也常有题跋和题诗刻在其上，例如御题官窑葵瓣口碗、御题剔红《百花图》长方盘、御题尤侃雕犀角槎杯等，或记叙文物的收藏经过，或抒写感想，反映了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
乾隆皇帝不仅重视收藏，还对宫中藏品进行了整理、登记，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两部大型书画着录。《秘殿珠林》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石渠宝笈》则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书画作品1万多件。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在内的《西清三编》，收录了清宫所藏的数千件古代铜器；《四库全书》，则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乾隆年间，于昭仁殿庋藏宋金元明之精善藏书，编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编书尽毁，乾隆又令再辑宫中珍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版本着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如记载收藏家印记即为其中一大创举，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着录之风影响深远。
乾隆皇帝对于收集的许多珍贵法书名作，不仅自己摹写欣赏，还热衷于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命令于敏中、梁国治等大臣组织刊刻了“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供给普通士人临摹之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乾隆帝以收藏为中心的文化大业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古籍的窜改、禁毁等，这也是不容讳言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