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果然成为经理。因为我给他们拉来了很多生意。每个客人进来都要问：严旭生在不在呀？订位点菜全找我。老板吓坏了，知道这个穷小子还挺厉害，于是就提拔我当了经理。

　　英文没他好，照样同他吵

　　就这样，在餐馆打着工，我就毕业了，毕业后在夏威夷公共电视台做工程师。

　　我去的第一天，一个美国人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你们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偏来美国同我们挤？他的脸上是一副很优越的样子。我就盯住他，微笑着说：“因为你们美国人太笨了，没有人材，只好花钱请我们来。

　　他翻翻眼皮，停了一下，又不甘心地拿出个东西，问我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系统，只换几个零件。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了，我就对他讲：这东西很简单，在我们国家高中生都学过，都会做，你在美国是工程师，怎么倒不会了呢？

　　第二天，大家开会研究一项设计的工作。这个设计工作是属于总工程师的职责，恰是我很熟悉的领域，我就讲了一些经验。他在一边听到了，就插嘴说：这是总工程师做的，你又不是总工程师。我对他又笑了笑：我当总工程师的时候，如果你还在这个公司就自动离职好不好？他撇撇嘴说：你就试试吧。

　　一年半以后，我真的当了总工程师。公司的人事任命都贴在墙上了，他还不相信。我说明天会有一个PARTY欢送你。他只好辞职走了。

　　夏威夷公共电视台成立27年，我是第一位华裔员工，第一个华裔总工程师。我在那些美国人面前，特别是在那些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面前，从不弯腰。英文没他们好，照样同他们吵。

　　我同一些美国人讲：公元2000年，美国人要靠着中国人吃饭。美国的太空船靠谁飞上去的？中国人！在太空总署1200个工程师中，有500个是华人。如果这500个人一起全撤出来，你看美国的太空船还能飞上去？太空船上挂美国国旗，实际也应该挂中国国旗嘛！他们听了都不吱声。

　　拼”死“的纪录片

　　实际上，我也喜欢同亲近的朋友聊天，也喜欢写点东西，抒发感情嘛。一个人如果有很丰富的感情，却不能表达，你说这该有多痛苦！仅仅搞电视的电机方面，我一定不会满足。我还希望自己直接制作一些片子。

　　在夏威夷的时候，我制作过一个纪录片。那时候夏威夷发现了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各媒体都去采访。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消息就不见了，不新鲜了嘛。可我一直追踪着他，差不多有两年半，直到他死。

　　在他的存活期还只剩下一个月的时候，我密切地关注着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天天同医生通电话。为了这个片子，我还同一个护士”拉关系“,请她吃饭，送她小礼物。我每天把车子加满了油，一个摄像机就留在车里。我的车总是车头朝外，可以直接开出来。怎样走最快，路线也设计好了。

　　突然有一天，医生打来电话，让我五分钟内赶到。后面的话还没完，我拔腿就跑。飞也似地把车开到医院门前，车子丢在路旁，人就直接冲到了病房。病人已奄奄一息了，看见我，还向我笑一笑。我隔着玻璃拍摄，大概八九分钟的样子，人就死了。我把全过程都拍摄下来，一直跟拍到太平间，把尸体放进箱子里，”砰“的一声关上，节目戛然而止。死亡就这样直逼观众的眼前。

　　这个片子我花的时间最长，也最满意。当初我搞这个片子公司还反对，说这要搞到什么时候啊？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在电视放过后，教育部门就把它当作高中的教育节目。这个片子还得了一个奖。

　　还想再次飞翔

　　想问问我的家庭？简单，就是我，我太太，一个儿子，5个月了。

　　有太太，又有儿子，同以前确实不一样了。有些太过危险的事就要慎重了，责任多了嘛。如果儿子将来要去冒险，我会支持的。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好保护。他也要洗死尸？他会想到这个主意吗？如果他愿意，那我也会同意：不过，这只能限于体验生活，他要是说一辈子做这个，那我可不答应。

　　在夏威夷的时候，我喜欢飞滑翔翼，或者坐飞机跳伞，跳到海滩。中国同学听说了都来劝我说：你玩命啊！他们不知道，我只是喜欢这种感觉：你爬到山顶，众人都在你的脚下。当你往下冲的时候，会有一刹那的紧张，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兴奋像潮水般地涌来，感觉棒极了！我已有很久没玩这类游戏了，我很想再度飞翔在蓝天！

　　我来美国时间不短了。我家里最早来的是我姐姐。机场送行时，我爸爸对她说：好好干，不要给中国人丢脸。然后是我哥哥，我爸爸的告别语是：好好干，骨头硬一点。最后轮到我，我爸爸的话是：好好干，赢过美国人！

　　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开车的时候，过去的一幕幕会无声地在眼前浮现。这时，便有一点自豪感，滋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