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日前启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少自然风光、传统文化已被纳入各市、各省甚至国家级遗产名录……很多地方更有一套系统的“申遗时间表”,持续备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申遗是否有助于这些自然、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是否能让这些历史留下的美丽得到更好的保护？保护遗产是不是只有申遗一条路？如何利用申遗更好地保护世界遗产？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重申报、轻保护”得不偿失

　　为了保护世界各地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建筑、自然等遗产的发展与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建立《世界遗产名录》。自从这个名录建立以来，世界各地难挡“申遗热”.

　　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申遗成功无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首先，联合国带来了保护技术和人才。2003年，被纳入名录的龙门石窟就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项信托资金的支持，并带来了日本先进的科学团队，对洞窑进行检测、修筑。其次，许多景区被纳入“世遗”后，景区国际监管规范，相当于有了一个更高标准的部门来为这些景区的游客数量、资源利用与开发把关。

　　对于这两点，着名地质专家、四川省旅游地质学会秘书长范晓认为，世界遗产不单单是一种荣誉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更是一种保护的责任，一旦偏离了保护这个第一要义，也有可能被摘牌。总体来说，景区能申报世界遗产首先应该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因为申遗是双向的承诺，联合国向遗产提供指导和监督，而遗产自身也要注意合理的开发与保护。

　　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信息产业中心公布的数据，全国约有200多个申遗项目，其中的一半已经进入国家级的预备申报清单，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只准一个国家申报一个项目。申遗任务可谓任重道远。

　　然而，热情高涨的申遗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误区。首先，不少当地官员把申遗当作是经济收入的水龙头，认为一旦申遗成功就能获得大笔保护基金与巨大的门票收益。世界遗产招牌成了印钞机。

　　实际上，经济效益与申遗两者之间存在着博弈。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透露，中国每年在申遗工作上的花费高达3亿元，斥巨资拍摄“申遗”的宣传片、请专家去当地考证等工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景区以及当地政府难免急于“返利”.

　　此外，更严重的是对景区的无序开发与破坏：开通超大容量的交通路线，丝毫不考虑景区能力而加设电梯、索道、人为地把建筑重新“做旧、仿古”.从近年张家界、故宫、天坛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的事件便可见目前我们对遗产的态度亟待纠偏。

　　在范晓看来，这些其实都是对遗产的破坏，以这样的出发点去申遗，这种“重申报、轻保护”的模式对遗产来说肯定是个包袱。当申遗已被当作一种获得经济效益的手段，其文化传承的价值却被看轻、被边缘化，如此斥巨资申遗，得不偿失。

　　合理利用“申遗”优化世界遗产

　　在国内涌现申遗热时，更应该讨论的并不是“该不该申遗”,而是如何“合理利用申遗”来优化世界遗产。

　　首先，景区成功申遗后，在知名度较以往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宣传、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而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而这些资金以及门票收入应该建立统一的基金会加以监管、运用。除了此以外，政府作为遗产保护的主要责任者，更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遗产的保护。只有创新对遗产保护的投入机制，真正把收入反复灌溉到遗产保护中，才能让这些文物得以继续茁壮。

　　其次，更新目前混乱的管理体系。范晓认为，我们应吸收国外关于历史遗产保护的经验。历史遗产保护得当的国家无不是有一部强有力的法律和专门的管理部门，比如俄罗斯有遗产委员会，墨西哥有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而我国，由于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一些世界遗产地的管理机构层级过低，个别遗产地擅自将文化遗产交由企业承包经营，隐患很大。另外，多头管理、职能重叠显然阻碍着文物保护进程。因此，我国应建立直属于国务院专门的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不但统一负责申遗工作，在沟通国内外时，对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范晓认为，这个专门机构除了对遗产保护有一定的管理权以外，还应被赋予一定的执法权。

　　另外，一个景区的申遗成功，除了有形的资产以外，还能为当地市民带来自豪感，这有助于全民投入到当地的文化推广工作。比如通过开展与遗产本身相关的研讨会、文化周来增强市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互动，能让市民享受到申遗成果之余，还能推动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在意大利每年的5月最后一周，意大利会举行“文化与遗产周”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全国世界遗产免费开放给公众，更举办一系列文物沙龙、音乐会、展览、座谈会，多年来的宣传推广，世界遗产早已深入人们生活的点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