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起台湾，吴文光看好大陆的纪录片生态环境，”大陆如今只需面对第一把刀子，作者越来越凶猛，作者数量和作品品质，远远高于台湾的东西。“他说，大陆纪录片题材有上访、拆迁等公共题材，有”三年饥饿“、”文革“等历史回顾题材，也有非常私人的题材，拍出生活对小两口的挤压和窘迫。基本都是以民间放映的方式来流传。
从下个月起，吴耀东将会离开他老师吴乙峰创办的公司，变回自由人。这时的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的丈夫，一个刚满月不久的儿子的父亲。他之所以下这个重大决定，是受到大陆纪录片人的刺激，”我去年参观北京宋庄的影展，今年11月又去了一趟深圳，看到内地的一些年轻工作者，他们苦哈哈却坚持拍片，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已经走到这个年纪，不大不小了。“这时的他牙齿咬得紧紧，”再也不能这样过安逸的日子了。“
【另一面】
从《看见台湾》谈台湾主流纪录片的滥情
□郭力昕（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用”爱台湾“来消费感动
吴乙峰导演的新作《秋香》和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两部同样触动观众情绪的纪录片，在票房上大相径庭。热映一个半月仍持续发烧、票房已破1.6亿台币的《看见台湾》，在周末夜得让我连跑三家戏院，才能买到一张票；而于2004年以《生命》的3000万台币刷新当时纪录片票房的吴乙峰，今日为基督教社会福利机构拍摄的《秋香》，则竟而一上映即场次稀疏，门可罗雀。
对《看见台湾》这部”想邀请你一起来，看见这块土地的美丽、壮阔与哀愁“的空拍影片，导演说，”我想用接近神的眼睛来提醒人们“,台湾国土的美丽和环境遭到破坏。这个”接近上帝的眼睛“,与旁白者吴念真一再强调观看的”高度“,创造了空前的票房纪录，也继续制造了许多的”看不见“.如果还记得2010年在各大电视台盛演的环境纪录片《±2℃》，则可以发现两部影片的诉求和问题如出一辙：感性煽情的音像语言，只看现象不见问题、只见结果不谈原因。
但齐柏林导演听起来好像真诚得多。他为纪录片理想毅然辞职，放弃退休金；他有惧高症，但无怨无悔地坐上直升机，在气流不稳颠簸难行中坚定纪录；最重要的，他在《看见台湾》里，见证了许多台湾各地环境与土地破坏的景象。齐导演个人的牺牲奉献与理想情怀，也许可作为另一个励志典范，他的作品也貌似将关注聚焦在台湾的环境问题。因此，从官员、媒体到广大观众，都像是到今日才第一次知道，台湾的山区被滥建滥垦挖砂石、广植槟榔树、盖度假旅游山庄，或者原来海岸线堆满了消波块。
《看见台湾》让我们看到，台湾符号与”爱台湾“成为台湾电影滥情文化最根深的来源或基础。这样的文化不仅存在于台湾纪录片，也在近年的剧情片里。从《海角七号》到《总铺师》，从南台湾、原住民等元素、到台湾传统料理，只要作料齐备，即使火候一般，都可以炒出亮眼甚至巨大的票房，并得到民众热情的口碑。
《看见台湾》上映以来，对于纪录片的操作滥情，无法提供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网络空间已有很多批评和反省的声音，这是台湾理性社会的进步征兆。但是同时，将”滥情“当作稳赚不赔之商品、不遗余力地贩卖的电影人，滥情可转换为巨大的现金与资本，加上观众争相消费”感动“,遂并不令人意外这类纪录片的卖座。
大热纪录片背后的策划与戏码
对于台湾社会的纪录片而言，2004年是个”胜利“之局。纪录片《歌舞中国》与《跳舞时代》于2004年春季在戏院上映时，都有商业上的成功。记述1999年台湾大地震灾难后几位生还者的影片《生命》，于2004年稍晚在岛内各地商业戏院上映，该片在票房与媒体评价上都迅速攀升，成为当年各种电影类型中卖座最好的国片。赢得2003年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Y ID FF）的国际竞赛项目优等奖。
其实，在国内外重要影展得奖并不保证在台湾的票房收入（除了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以外）。具得奖资历的影片反而受挫于票房，由于大众品味为主流好莱坞产品所塑造，认为”艺术电影“太严肃或难看。《生命》却取得空前成功，主要来自所谓政治人作为促销者的效果。包括让几个不同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参与试映会：让特定的传统媒体成员（主要是报界）、老板与编辑，于该片正式在商业戏院上片以前提供大篇幅版面（例如各大报新闻与艺文/娱乐版全版的报道与讨论）与经常曝光机会等。然而，《生命》破纪录票房背后最大的因素是陈水扁。
该片导演吴乙峰是前全景传播基金会的创办人，该非营利基金会团队从事纪录片制作与训练的工作，其宣称的主旨向来是记录与揭露真实与社会不平等。他邀请陈水扁观片，在”教育部长“陪同下，莅临影片首演；陈水扁极为感动，他掉泪的新闻成为第二天的头条。
《生命》的营销策略和其所造成的文化现象，鼓励了其它的纪录片工作者仿效一样的模式。《石头梦》、《翻滚吧！男孩》、《无米乐》三部纪录片，在2005前半年在戏院里进行商业上映。
滥情背后的国家、政治成因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台湾纪录片会将滥情的语言，成为塑造拍摄主流”品位“之不可或缺的要素，进而形塑观众观看与理解社会的方式呢？当代台湾纪录片制作里，滥情主义和去政治化当道的背后，有历史与政治的原因。
在1980年之前，台湾的纪录片实践，和其它军事独裁政权一般，主要意味着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在”戒严“下，以电影或任何其它表达方式来碰触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是不可行的，遑论政治议题。1987年废止戒严法，并得以展开系列的民主化工程。
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几位年轻人组成”绿色小组“,以手提摄影机记录主要政治/社会街头抗议事件，见证了军警对于示威者的暴行，在无数政治运动的场合放映粗略剪辑的画面。有几个其它的影像团队，如”第三影映像实验工作室“,也随之出现并从事类似的实践。这些拍摄队伍的影像，对于凝聚民众对国民党的集体愤怒，以及加速民主化过程，有相当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与纪录片互动的历史与社会脉络，这个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滋养出一种很强的滥情主义倾向的文化。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又是一个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学习发展为成熟公民社会的速度很慢的社会。另一方面，台湾也是一个移植西方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亚洲社会，它仿效的过程被压缩在仅15年的时间里。当这两个层面的特质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许多台湾人民反映了某种宿命心态与自怜倾向，只做自力救济，没有想到以团结的力量来改变命运。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