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新书《〈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出版，加上新近他对学者刘小枫的批评，都使一场对话显得必要。对话即道路，它先通向引发热议的批评文章，邓晓芒以教学生读书的方式来展开批评，他更看重刘小枫“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的标本意义。这其中对启蒙思想多有探讨。接着，自然而然，对话通向了对启蒙思想的分析、探讨和反思，最后呼应中国当下的思想现状，提出进入启蒙思想的学理纹路，厘清其本真面目。显而易见，这场对话绕不开的主题仍然是：启蒙。

　　刘小枫有标本意义

　　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

　　记者：我看你《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也是以句读的方式。为什么？

　　邓晓芒：刘小枫有其标本意义，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文化人，他也做学问。中国人做学问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考据，另一个是诗化，诗化的路子有更高的市场效应，考据的路子更为扎实。

　　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做学问你起码要有一点考据的功夫，要下一点文本工夫，不能一味信口开河，否则你写诗去当诗人就行了，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但是你既然做了学问，就要讲究学理。我批评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他讲了些什么学理，进而强调学理的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刘小枫，他的才气，他的勤奋，他的博览群书，这我都承认，问题在于他没有用一种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而是一味地迎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情绪化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见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情绪，但既然做学问，还得按照学术规范来。

　　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受他影响，被他那层看似讲学理实则什么学理都不讲的东西迷惑，以为他讲的都有道理，这种影响很不好。在年轻人中，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那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即便我把他批评了一番，大家还是觉得刘小枫更可爱一些，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笑）

　　记者：说到学理的问题，你认为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在你看来，导致“一塌糊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邓晓芒：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他体现了一种诗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不讲学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近代以来，我们才讲求严格的学理。

　　记者：这其中分析思考的方式也有必要讨论，比如“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的区别。

　　邓晓芒：其实，政治也有学理。刘小枫讲的“政治地思考”,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诗化政治，先分清敌我，然后把敌人那边树立为对立面，用一种仇恨的态度去对待，对自己这一边则用无原则的关爱的态度去对待。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地思考”,他采用的是一种没有学理的政治，和西方传统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

　　启蒙在中国未产生深层影响

　　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自律

　　记者：“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其实也是启蒙这个话题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来谈谈启蒙。首先，百年启蒙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邓晓芒：启蒙对中国人有一些表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对国人的影响，比如传统中的叛逆精神，儒、道、禅都有表现，老庄隐士、魏晋风骨、明清异端都有传承。我们当年接受启蒙，首先是要求个性解放，一大批人受它的号召，以为个性解放就是自由精神，这个影响最大。实际上，个性解放就是中国传统里的叛逆精神。

　　叛逆之后怎么办？不知道，因为没有想到自由不只是叛逆，或者可以说“不”.启蒙的自由精神，按照严复的理解，是“群己权界”,翻译《论自由》时，他想了半天，不愿意用“自由”这个词，“自由”一词在中国被滥用，也被误解了，于是他用了“群己权界”.所以，西方人理解的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法权，有其规范，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个性解放，疯狂大叫。你看，郭沫若当年震撼年轻人的就是《凤凰涅盘》、《女神》等诗歌，要发狂，把自己放大为宇宙精神，这是误解了西方的自由概念和启蒙概念，完全没有抓住它们的真精神。

　　记者：那么，启蒙到底对中国人有没有深层次的影响？

　　邓晓芒：没有，包括很多知识精英对自由的理解，还停留在个性解放的层面。就我视野所见，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自律，像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意志的自律，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则，这就是自由，你无法无天，那不叫自由。

　　我研究康德哲学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把西方启蒙精神内核最深层的东西条理化了，但这个东西中国人并不大知道。简而言之，这个东西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道德自律”,最简单的话，就是“自律”.

　　记者：对于这样的思想局面，学界的反思并不到位。

　　邓晓芒：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意愿，其实我们并不想真正去把启蒙思想吸收过来，而只是想利用启蒙思想去治国平天下。几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没有诚心、没有意愿去了解西方思想，只是看它对自己的目标是否有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反思的能力，因为几千年以来，没有受过学理分析的思维的训练。

　　邓晓芒自述　我怎么学起哲学来

　　泡影与空话 1968年，“文革”已经结束，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一切道理都成了空话，一切认真严肃的姿态都成了熏制过的、挂在腊味店里出售的“板鸭”.

　　自由与孤独 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着。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