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多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作家。

　　近日，作家阎连科带着新作长篇小说《炸裂志》，做客方所书店两周年庆系列讲座。他以“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为题，从《炸裂志》及“神实主义”文学谈开去。讲座过后，他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阎连科自嘲说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

　　对话

　　用“炸裂”形容当下中国很精准

　　“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记者：读《炸裂志》这本小说的感觉是，用“炸裂”二字来形容当下中国的飞速发展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个名称是否隐藏着类似的深意？

　　阎连科：是。其实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儿，我们谁都说不清，很难用一个字或一句话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状态。我们可以说是发展的爆炸，也准确，但还不够。而“炸裂”这个词，似乎就准确、深刻了。

　　“炸裂”是四年前我偶然看到的，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某间教室的海报上，全部韩文中用了“炸裂”两个汉字。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教室人满为患，多得要爆炸了，用来形容有老师讲课学生已经爆满到没有座位。然而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今天中国的现实，或说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它不仅是爆炸，更重要的是一种分裂。人内心的分裂，人与人关系的分裂，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分裂等等。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两个字实在太精准了，要写的小说就用这个名，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记者：所以您是从四年前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了？

　　阎连科：要说写这部小说，也是靠点点滴滴累积。《炸裂志》里女性人物那条主线，我在十五六年前就想写部小说叫《姐姐妹妹》-想写一群乡村的女孩子都到了南方，比如广州、深圳、海南，或者东莞，不管她们在这些城市做什么，她们的家乡因此富裕了；人，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不会写她们在南方具体的经营和生活，主要笔墨就写她们家乡的变化和那些不可思议、扭曲变形的神奇故事。然而，真要写时，又觉得单薄，以这样的容量写中篇比较可惜，但写长篇又分量不够。所以没写，直到现在就变成了《炸裂志》的一个部分，一条线索。但具体是从我去年三月到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开始写起的。

　　对历史的书写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过程

　　“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

　　记者：为什么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整部小说如何出炉的过程，作家阎连科写虚构出来的作家“阎连科”,可以说这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元小说”的设置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安排吧？

　　阎连科：我们看所有的地方志，开头基本都是主编要出来很牛地说那么几句话，所以也就那么写了。至于结尾，更重要的是，它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别的想象。比如说写这样一本地方志，书里的孔市长不满意这部《炸裂志》，拿火把它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炸裂志》又是哪儿来的？到底哪个《炸裂志》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似乎有种“书中书”的意义。由此，我们会想到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真的吗？但你如果不相信这些，又该相信什么呢？

　　记者：这里边其实隐藏着您的历史观。

　　阎连科：是这样，所有现在留下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撰写历史的人，也许他对世界的认识尽可能客观了，但就在他尽可能客观的同时也无处不渗透着他的主观。在历史记忆中写哪些不写哪些？皇帝要求写哪些？而我又不想写哪些？这些都是一种较量的过程，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被别人过滤过的东西。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