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旧照

　　近段时间，电视剧《打狗棍》热播，其中有一段承德沦陷的情节，电视剧是艺术创作，而非历史再现。当时亲临承德采访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先生和与张学良来往密切的胡适先生对此都有记载。

　　1933年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飞赴北平，13日向新闻界宣布：“日军如侵入承德，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抵抗。”16日，承德后援会成立，推选朱庆澜、胡适、熊希龄等人为理事，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下令进攻承德，同日宋子文偕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学良、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赴承德劳军，18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地驻军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举行盛大欢宴，宾主双方都慷慨陈词，表示抗战决心，汤玉麟还发出通电，报告承德战事爆发，呼吁全国支援。

　　在实际行动方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华北部队分编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亲自担任，副司令为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副司令为汤玉麟，汤本人还兼任热河前敌总指挥。从这些现象上看，国人对热河抗战都充满了信心，一是认为热河局部抗战一定会成为事实，二是认为承德至少不会成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沈阳。

　　但事实恰恰是比沈阳更糟。

　　承德沦陷的三个原因

　　首先汤玉麟无心抗战，一边对外慷慨激昂，一边消极应付，时刻做着逃跑的准备。

　　陆诒回忆说，他是2月28日下午四时，冒着大雪，搭乘北平承德后援会运送弹药的卡车赶到承德的，第二天上午10点即到省政府去采访汤玉麟，没想到门房告诉他：“汤大帅每天下午二时起床，三时会客。”陆诒随即跑到省党部，门房称党部委员为“大人”,他见到了一位“候补委员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满面烟容，精神不振，一问三不知，并且告诫他：“一切工作都要听命于常务委员汤玉麟，现在无事可做，你初到此地，望言行谨慎。”

　　3月2日上午，陆诒看到汤玉麟积攒了800箱汽油用于逃跑，却不允许用来往前线输送给养。下午两点半，陆诒陪同路透社记者约克、美联社记者伊克和东北迫击炮厂工程师沙顿一起去采访汤玉麟。汤坐在省政府会客室虎皮交椅上接见他们，“他生得肥头大耳，体格魁梧，身穿长袍马褂，装做斯文的样子”,先把秘书给他准备的稿子念一遍，然后说：“外传我也是满洲国官吏，其实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同他们没有来往。我汤某身为军人，对国家只知守土安民。如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天职。”看汤夸夸其谈，陆诒先生请汤明天派辆车送他们到前线看看。因当日上午陆诒要到前线被运输处以没汽油拒绝，此时带有反激的意味。没想到，汤玉麟满口应诺：“明天，就在明天，我也要到前线去看看，你们明天上午10时来，我们一起出发。”

　　其实，当天上午他就做好逃跑准备了，而就在采访后不久，他就带着历年来在热河搜刮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烟土逃离了承德。

　　其次军纪极差，毫无抗战信念。陆诒曾到街上吃午餐，看见邻座三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一边数着钞票，一边破口骂人。一听，原来汤玉麟的部队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现在要打仗了，才给每个士兵发了20元、每个军官发了60元的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在当地，一块银元可兑换这种钞票72元，也就是说，这种钞票根本不值钱。也可以说，汤玉麟根本不把士兵当人。因此，这支军队军纪极坏，军官做着烟土生意，一般士兵只好靠抢劫为生。陆诒是这样记录的：“热河盛产烟土，承德一地就有禁烟药店（即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1000多家，这类商店虽常年关闭，老主顾却都懂得可以从后门自由进出，无需开门营业，店主大部分都是当地军官，他们做了这种交易，根本不在乎平时发不发饷，士兵只有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苦就苦了当地老百姓”.

　　其三，承德当地老百姓打心眼里痛恨这支军队。3月2日晚上胡适和丁文江等人到张学良家吃饭。张学良无奈对胡适等人说，南淩已失守了，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春喜部队，刚入热河境内，即有两个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

　　同时请胡适以及后援会派人去向人民做点宣传工作。胡适听了，忍不住对张学良说，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使他们盼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承德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真心救国。丁文江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你张汉卿账上。

　　听了胡适、丁文江的话，张学良当时只有叹气。

　　“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回家后，胡适气愤地记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哪能不亡国？仍气不过，第二天他又和丁文江及翁文灏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3月7日，当得知承德已失时，胡适记道：“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天又记下同样的话，并且说：“人人皆感觉奇惨”.当天胡适怀着极恶的心绪开始写《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文中胡适痛批东北军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并指斥此次热河丢失张学良要负绝大责任，国民政府也要负绝大责任，继之和丁文江致信张学良，要他辞职以谢国人，“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全国也掀起了要求严惩张学良、汤玉麟的声浪。3月10日张学良辞职，13日，胡适等人见到为此事北上的蒋介石，蒋介石无奈地对胡适等人说：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原来估计此仗日本须用六师团人，为此国内和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承德不过是虚张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了”.听了蒋介石的话，胡适以一种少有的轻蔑与愤慨评价道：“这真是可怜的自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