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苏联人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 “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两方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时，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

　　驻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们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

　　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季楠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