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参与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中共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党"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