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西方对印度宫廷生活的影响日益显着，尤其是在阿尔果德、穆尔希达巴德和勒克瑙等中心地区。这些邦国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依赖东印度公司，逐渐养成了取悦外宾的习惯，他们从欧洲定制奢侈品，甚至资助在印度的欧洲艺术家。许多印度统治者开始效仿西式的习俗，学习欧洲的生活方式和做派。

　　他们为此建起了欧式的宫殿，订购西式的产品进行装饰。西式的风格逐渐成为王室身份象征的一部分。同时，一些在印度次大陆度过大半生的欧洲人也在许多方面接受了印度的生活方式。

　　这种混合的文化特征，在当时的绘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绘制于1760年至1764年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露台坐像》，画中的主角是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长期居住于印度的欧洲人威廉·富勒顿。画面上富勒顿坐在华丽的地毯上，靠着长枕，抽着印度特有的水烟，身后两个仆人手持牦牛尾拂尘，身边不远处有玫瑰水洒壶、一把剑和一个槟榔盒（这些物品通常都是印度的王室标志），宛若一位印度君王，唯有其穿戴的服装透露出他是一个欧洲人。而另外一幅描绘富勒顿的印度情人穆塔贝的《抽水烟的贵妇像》（上图一）则是另一番景象：穆塔贝并没有像传统的印度人一样席地而坐，而是"坐"在一把西式椅子上--显然还没有习惯西式的坐姿。

　　与此同时，西方绘画技法已经引入印度宫廷。《穆罕穆德·阿里可汗像》即为一个最初的例证。它由在印度工作的第一位重要的英国肖像画家蒂里·凯特尔创作。凯特尔1769年抵达马德拉斯（今印度金奈），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其间他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绘制了一些精致的肖像，还创作了一些表现当地生活场景的优秀作品。

　　由于在马德拉斯的成功，他受到委托，为阿尔果德和卡纳提克地方行政官绘制了这幅威严的肖像。如果将这幅肖像与同时代的《梅瓦尔的阿玛尔·辛格二世像》对比，差异明显。两幅画同样是等身肖像，画中的统治者的衣着穿戴也极其相似--象征王权的头巾装饰、珠宝、腰带、匕首、剑和白色棉布长袍，但在画法上则完全不同：后者以传统的印度肖像画法绘制，为侧面像，人物后没有背景；前者是纯粹的西方布面油画，为正面像，以西方古典的柱子、栏杆以及帘幕为背景。

　　这一对比也是印度18至19世纪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王权及艺术在西方影响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