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2)

时间:2013-08-18 08:36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罗新 点击: 载入中...


  有趣的是,杉山对华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华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华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华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及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十六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华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藉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


  《忽必烈的挑战》与杉山其他广受好评的着作一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堪称圆融完满。杉山着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视野开阔和知识丰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之间跳跃来去毫无窒碍,细节叙述妙趣横生。姚大力先生说:"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见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姚先生所说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着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都受到国际学界某种流行议题的影响或启发,而且都是对这些议题某种程度的回应。在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中,不仅日本,即使世界范围内,他这个类型的也相当罕见。对后辈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注意到杉山正明这样无时不在标榜语文和语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国际学术新说,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又积极予以回应,也许会是更有启发的。


  当然这不是赞赏或提倡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杉山的着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他处理好了理论与实证的关系,他的某些着作甚至表面上并没有理论追求,或没有受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他挑选的细节才是抓住读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为如此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理论关怀与理论勇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专家,本没有资格判断杉山的世界体系论是否在史学上成立。从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说,我觉得有点浪漫,把机会主义的财富追求说成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把沟壑纵横彼此对立的蒙古政治说成共享帝国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证成并拔高了他自己批评过的PaxMongolic.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对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广大世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能够制作超越时空局限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安排,总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那样的历史人物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忽必烈的挑战》所论述的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发现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能够挑起这个话题,这本书就已经成功了。


  我对忽必烈的兴趣当然与我自己的知识局限直接相关。接着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忽必烈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的比较,我想,先不管当时及后世的评价(那必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的),我们应该看看忽必烈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预期的。


  忽必烈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在漠北时已然。徐世隆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由于完全依靠翻译和听讲,他的历史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不可估计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识也大有助于他日后进入中原后的施政与统治。虽然有材料说他尤为钦佩唐太宗,对唐代历史特有兴趣,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但研究者都同意,对他施政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金代历史知识,《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忽必烈的历史兴趣中无所反映。那么,他对辽金之前情形类似的北魏的历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兴趣呢?


  许衡建议忽必烈推行汉法时,就是从北族政权统治华夏这个角度说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久长。"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许衡说:"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显然,北魏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已进入忽必烈的知识视野。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


  我在这里讨论忽必烈对北魏历史的了解,或他对北魏历史的兴趣,目的是想解释他具体从北魏历史里学习了什么。他以"元"为国号,或许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释直接出自《周易》彖辞的"大哉乾元",其灵感并不来自北魏孝文帝为拓跋皇室改姓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个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该·把阿秃儿,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把阿秃儿上谥号为神元帝。这种谥号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谥号里并无重复,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追赠的谥号。力微与其父被谥为神元帝、圣武帝,成吉思汗与其父被谥为圣武帝、神元帝,看起来似是一种巧合,但一个难以抗拒的联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从北魏史获得了灵感。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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