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镇日漾东风。

　　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郭老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我们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便立即放风说：“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当时，我们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郭老曾无比感慨地说：“此乃无望之望也。”

　　1945年，我们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终于如愿以偿。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老和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赶到机场迎接毛主席。

　　9月3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立即奔走相告。后因当天有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老和我立即动身，步行赶到主席住处。当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位。

　　记得周谷老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主席：“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主席便和大家畅谈起来。毛主席阐述了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转身向坐在他左侧的郭老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老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9月9日，郭老和我在红岩村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这几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主席当时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似乎总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对前途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