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

 

蒋介石（右）与汪精卫。资料图片
 

　　转飞越南 汪精卫从昆明秘密出逃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21日，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

　　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华”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

　　29日，汪精卫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

　　《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劝汪赴欧 “艳电门”后开除其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住港不如赴欧。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