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枪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