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一直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看法可能加重了斯大林对出现一个强大中国的担心。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兴起于农村，这看起来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关于工人阶级"历史角色"的思想。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莫斯科，斯大林对其知之甚少。而克里姆林宫从中共党内外通风报信者那里不断收到的信件，都将毛谴责为"反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些通报者之一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前领导人王明，他也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中最咄咄逼人的一个。1943-1945年间，王明通过苏联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阿洛夫和弗拉迪米洛夫向斯大林通风报信。弗拉迪米洛夫也向莫斯科报告了中共领导人一些让斯大林不满的特点。因此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曾将毛称为"一个原始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能低估斯大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教条方式。斯大林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快慢依赖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建立了统治的国家的社会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将不得不经历一个更长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类似于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斯大林和他的同盟者在实践上要比在理论上激进得多，但在进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教时，他们仍然狂热地奉行那种类似于圣礼般的教条宗教仪式。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反法西斯联盟这个决定了斯大林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因素已不再存在。而共产主义者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中控制了许多国家，也使得第二个因素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为了方便进行他们的革命而扮演民族"民主主义"党派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对出现多极化共产主义世界的担心和对理论教条的坚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他对毛泽东的怀疑也是同样，特别是在1948年"铁托震荡"之后，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铁托（肠加）（他被莫斯科认为是与苏联最亲密的苏联卫星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却出乎意料地显示了莱鹜不驯）与斯大林发生决裂。"铁托事件"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在和他的密友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对可能来自中国的新威胁感到担心："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农民观点，他看起来害怕工人，并使他的军队脱离城市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