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复仇狂热遮蔽了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遮蔽总归是暂时的。电影《兵临城下》主角的原型、“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累计消灭了242个敌人。他在战役结束后的一番话，却流露出不安和动摇：“你会永远记住，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还会不停地晃动。”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个月，等于在其他地方待5年。”

德国人的声音无缘被记录

“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的工作，让苏联军人的喜怒哀乐得以流传后世。相比之下，作为战败方的德军官兵就没那么幸运，多数人连倾诉的机会都没获得，就投入了死神的怀抱，或者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在70年前的那个严冬，本来处于进攻位置的德军遭到苏军反包围，只能由空中获得微薄的补给。德军士兵忍饥挨饿，也没有足够的衣服抵御寒冷。尽管第六军团司令保卢斯一直勉励部下，“哪怕再多坚持一天就有希望”，他们试图突围的“冬季风暴”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3年1月的最后一天，弹尽粮绝的保卢斯及同僚成为苏军的阶下囚。第一个在百货公司地下室里发现保卢斯的是利奥尼德·维诺库尔：“我进去时，他就躺在床上……”这位苏军中校看到，“他的胡子大概足有两个星期没刮，看上去勇气尽失。”

这位德军最高指挥官的藏身处就像个公共厕所。“污物、排泄物，还有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堆得齐腰高，污秽得难以想象……”在“爱国战争委员会”的记录中，另一名苏联军官阿纳托利·索尔达托夫如是说。

双方对视了十几秒，形容枯槁的德国人抛下了武器。其实，他们要自杀很容易，但保卢斯和其他高级军官没有这样做。就在此前几天，希特勒还授予保卢斯元帅军衔，这当然不是因其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而是在暗示重围中的后者“杀身成仁”。

希特勒失算了。走下战场时，这些俘虏收获了苏联军人鄙夷的目光。在率部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划上句号的伊万·布尔马科夫少将看来，“他们没有死的勇气，尽是些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