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同“文革”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七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份外，因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大片”派头、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有为之君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高大全”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于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从“戏说”乾隆到“歪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歪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雍正是不是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族”，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就反映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之恶的规律和专制极权具有的“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得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有“流言”顶着严刑峻法而四处播散。
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
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改悔，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破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歪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时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谜，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专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简编本)所说：“由于胤*<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这部“历史正剧”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冯著：《雍正传》522页)宫中档案尚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谜，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之说显然不实)，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即雍正到畅春园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达了传位诏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造呢？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同上书62页)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而胤*<(后来的雍正)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全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时“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当年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话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的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同上书48页)。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还是胤，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歪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绘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突然猝死虽史无确证，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内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胤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由雍正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