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东人，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3年至1946年间，黄裳先后就读校园、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就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

黄裳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学者李辉印象里的黄裳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然而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陕西南路与淮海中路交界处，触目所及无不是喧闹的广告与行色匆匆的人流，然而，热闹繁华只是这里的表象，这里同样拥有另一个世界———宁静，比如陕西南路的丰子恺故居，很安静的小小庭院，门封着，只有一个小小的门牌，门前花草扶疏，迎风招摇，外面的一切似乎都远去了，只有那些简练的笔触存在着———子恺先生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他那些满溢童真以及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清凉画面却会永存。

可以让人神定气闲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子恺故居，还有一位文化老人隐于这条路层层梧桐浓阴后的红砖小楼中———每每想到仍有这样安静的老者在这座奔忙物欲的都市陶然于故纸堆，偶尔弄弄笔翰，莫名就觉得上海的文化底气到底是足的。

老者名黄裳，以藏书名世，更以独特的书话散文让人回味，虽年近九旬，皤然一老翁，然而这些年笔头似更见健，除去一些出版社翻来覆去不耐烦地印出他的旧文，新作时不时也见诸报端杂志。

知道黄裳住在陕西南路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打听老人具体住在哪个小区，有时经过一个报摊，忽然想着老人说不定也会出来买份报刊，或者不期而遇，只是远远地看他一眼也就行了，并不一定要和他搭话———当然，这种想象中的不期而遇是从未有过的。

直到那天李辉在北京发来短信，说这次到上海有拜访黄老的安排，问自己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这真是意外之喜，我回了他三个字———“太好了！”放下手机，却不免有些忐忑，说起来，读黄老的文字很多年了，多多少少也算仰慕者之一，但真正要与老人见面，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心，和他说些什么呢？李辉被黄老称为知己之一，然而即使是李辉笔下，印象里的黄裳也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这一切自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晚上于灯下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黄裳书话》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一）

第一次接触黄老的文字大概还是中学生，不期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淮上行》，彼时正被一些文字粗疏的小说搞得大倒胃口，读此文低回婉转，如品佳醪，一股名士味，隐隐可见，不由眼前一亮，且所说又是沿运河从扬州到淮安的典故往事，很是亲切，就此记住了“黄裳”这个名字，然而自己当时并未刻意去寻找黄裳的书籍，中国现当代写作者中，当时苦觅的除了会稽周氏兄弟的文字，就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郁达夫等人的居多，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与黄裳那些“爱好旧史、癖于掌故”的文字多少还是有些距离的。

即使现在，搜集了那么多老人的书籍，但仍然觉得老人是只可远观而难以走近的———这真是一个怪感觉，而与沈从文、汪曾祺等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同。

拥有第一本黄老的书似乎是《黄裳书话》，是在扬州小秦淮河畔的古籍书店觅得的，当时与《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孙犁书话》放在一起，五折，一股脑全拿下了，很是爽气，随后又在南京上海扬州等地购得《榆下说书》、《小楼春雨》、《珠还记幸》、《妆台杂记》、《清代版刻一隅》以及全套的《黄裳文集》等，包括近年来新出的《来燕榭集外文抄》等，断断续续买了有一二十册吧，几乎都没一下子读完，多为没事时挑几篇读读，很是耐嚼。《黄裳书话》中自己最爱的两篇是《海滨消夏记》与《老板》，与别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不是单纯的掉书袋或记掌故，更非版本目录之学，而是见出社会人事的变迁，见出活生生的人生，读之让人怃然：《海滨消夏记》看标题很有些自在悠然，似乎潇洒得很，然而所记其实为1959年-1961年黄裳被下放奉贤、宝山农村劳动之暇读钱锺书《宋诗选注》与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的往事，那些下放劳动的点滴往事在作者笔下并不感觉是在吃苦，作者自述云：“能赶上参加这种古老的田间劳动操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迟早都将过去。”

文中记有睡在鸭棚打手电看《表微》，题记有：“辛丑芒种后二日，守麦于鸭棚，中夜大雨，雷电时作，倦极思睡，而蚊扰不已，蛙声鼓噪，漫记。”又有：“午后暴蒸热，飘风细雨，自鸭棚归，芒刺满身，读至此。”这里简直就是寄悲痛于悠闲了，读后掩卷———这真是一个书呆子，一种痴气，然而正因为有这份痴气，黄裳才算是性情中人吧。

《老板》和其后的《记徐绍樵》都是一路文字，是记书商（或称书友的），寥寥数篇，在其文字中十分难得而珍贵。黄裳的藏书之富无疑是有赖于这些书友的———虽然那些书友也让他有过那么多失望，他自己说：“我以为旧时代的旧书商人，也是值得像《游侠列传》那样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老板》是记徐家汇旧纸铺老板的，黄裳引以为豪的配齐整套的《小说月报》就端赖于这位老板，这样平凡的小人物在黄裳笔下纯然是白描笔法，平平淡淡的文字，然而其内里却厚实异常，像压得紧实实的茶干，就着淡茶，咬一小块，回味无穷，这文字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戴车匠》、《陈小手》，随着社会的变迁，写出纸铺老板这样小人物的人生沉浮，简直就是史公龙门家法写就的一部列传，这样的文章与《史记》、《陶庵梦忆》、《板桥杂记》无疑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的，隐隐有家国之思，又有一种人生的大追问隐于其中，但作者却如老板的老太太，平静地告诉人家老板死了，嘴角还挂着微笑———这微笑里其实是有泪花的，只是没让人看见罢了。

《榆下说书》、《银鱼集》里的一些文章是读过多遍的，尤其是那些写明清易代之际遗民故老的文章，《陈圆圆》、《关于柳如是》、《关于吴梅村》等，既见其才情与胸怀所寄，更见出历史功夫与见识之卓，如家常说话，娓娓叙来，据典考证，从容自在，然而却又雄辩其间，爱憎分明，真性情跃然纸上，读之让人心胸为之一阔。自己后来对晚明历史有着不小的兴趣，黄裳的这些文字无疑是蛊惑之一———虽然自己到现在还没正儿八经地读完一部《明史》，然而，每每提起黄裳，不免便想到《桃花扇》里残山剩水的意境。

因为喜爱张岱、余怀，《银鱼集》中的《绝代散文家张宗子》、《余淡心与金陵》是很喜爱的，虽然自己对黄老总结的张宗子最突出特点是“写作才能”并不算太同意———我心目中的张宗子最大特色其实是真性情，有一种人生的大境界（这也是以后想向黄老请教的）；《关于余淡心》与《余淡心与金陵》几篇文章到目前仍是我见到关于余怀相对较全的资料，其中所记的周亮工语“广霞君不屑与世人半巧争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让自己低回久之———原因正在“本色”二字，这也可以说道尽了自己何以喜爱他们的原因。

除了游记、书话、题跋、人物印象记，黄裳的剧评也十分好看，但自己对戏剧懂得不多，读得并不算入港，而谈版本目录的图书———比如《清代版刻一隅》，到现在也没读竟（自己对这些版本目录之学是外行），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我对这些文字的搜集与喜爱，一册在手，摩挲一下，遥想黄裳念念不忘的“清刻之美”，既模糊又清晰，实在也算读书之余的快事之一。

朋友中迷黄裳的不少，但对黄裳有微词的也有一些，比如有朋友批评他在《老虎桥边看知堂》等文章中对周作人的用词与态度，此外，尚有朋友评其部分文章用词过于“刻薄”，这些微词也不无道理处，但反过来说，这或许也是黄裳之所以成为黄裳的原因。

（二）

黄裳多少大概也算得上中国读书界的一个传奇，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生于1919年，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与红学家周汝昌、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大学到上海读的是电机专业，却志在文史，后成为报社记者编辑，晚年又意外地以散文大家与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名闻海内外。

黄裳之名的得名缘由有两说，一是艳说———与黄宗英有关，说他当时是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的忠实“粉丝”，有天忽发奇想，以“黄的衣裳”之义取了“黄裳”这个笔名，钱锺书后来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个典故？另一说是容鼎昌的中学同学、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戏，容鼎昌遂跟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帮他起名“黄裳”，可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没用，没想到，后来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笔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

对这些说法，黄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

每个人眼中的黄裳都是不同的，萧珊眼中的黄裳是个让人温暖的书呆子；画家黄永玉眼中的黄裳则几乎无所不能：“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报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50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年轻时的黄裳那样从容潇洒，又意气风发，抗战结束后曾写出一篇老辣的《饯梅兰芳》，影响极大———当然，意想不到的在几十年后又引出一段与柯灵的笔墨官司。

1957年“反右”后被检查、交代、认罪……后来又下放劳动，老人对下放并不以苦，对藏书的大量散去却一直难以释怀……1979年退职归家后，如二度青春重现，至今仍“宝刀未老”。

（三）

黄裳的书斋名榭———来燕榭，这个“榭”字作为文人室名很少见，其中的江南意趣是清晰可见的，让人仿佛看得到杜牧“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的意境。

李辉从北京抵上海的晚上，约好次日拜访来燕榭主人。

那天上午九点赶到巨鹿路附近的一家宾馆，不过两三分钟，一身便装的李辉笑呵呵地便出现了，一如既往地洒脱与精神，聊了几句，李辉接一电话，是黄裳家人打来的，告诉他们不久即到，两人便向南往陕西南路方向走去———其实心里仍有些紧张，想着第一次该给老人带些什么———问李辉，李辉说随便吧。终于在路边发现一花店，玫瑰居多，这样的花送给这位老人显然不太合适，选了一个满是淡紫色花蕾的花篮，清幽典雅，觉得多少有些符合老人的气质。

很快就到了那座多次出现在想象中的小区，走进去，层层绿荫间是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多幢法式红砖小楼，附近淮海路的喧嚣瞬间似乎便隐去了，仿佛穿越了某种时光隧道，触摸到那些与老人文字相伴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气息，直到拐过一个弯，发现几位老太太在健身器材下摆动身子，才倏然回归现实。

小区有香樟、芭蕉、紫藤等，当然，还有榆树，一排排立着，老枝纷披。

来燕榭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小区最北端，很普通的小楼三楼，北面即是围墙，与四周的小楼也没什么区别，踏上老旧厚重的大理石台阶，到三楼，门是开着的，黄裳的家人（后来知道是他女儿）早迎了出来，说家中地板刚打了蜡，不必换鞋了。有些歉意地进了屋，到了南向的大屋———老人很快就从里间出来了，笑嘻嘻的，嘴有些张着，头发短短的，纯白一片，眉毛有些下垂，一件合身的条纹衬衫，下面是西装吊带裤，身子很大，却不失精神，他看着我们只是笑，让我们坐，李辉和他打招呼说：“最近怎么样？”

老人显然没听清，声音有些沙哑地问：“啊？”然后指着自己的耳朵。黄老的女儿在一边补充说，黄老的左耳最近一直不好，要讲话得对着他右耳大声点才能听清。李辉又坐到他右侧，套着老人耳朵大声地告诉他这次到上海的行程，又把我介绍给老人。

一时倒不知和老人说些什么，李辉让自己坐在老人右边，便告诉他，“读您文章很多年了，一直喜爱。”老人张着嘴连连点头，又告诉他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爱读黄裳，网络上也多有讨论，老人显然都听到了，嘴仍是张着，不无谦逊地笑，但仿佛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只好仍是点头，身子且悠然地动一下。顿了片刻，他女儿插话说，以前李辉曾经打印过一些网上关于黄裳的讨论给他看，老人忽然说：“就是太薄啊。”

几个人都笑起来，我说：“回头我再打印些给你，网上有不少书友自称黄迷的。”老人笑得脸似乎有些红，轻声地说：“好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枯坐与冷场，李辉与黄老太熟悉了，老人要了解的京华老友的消息也实在是多，李辉仿佛一个桥梁，将这些老友的音讯一件件传递出来：周汝昌、黄宗江、黄永玉、丁聪……老人急切地想了解他们的近况。

李辉说黄永玉前段时间在湖南吉首，那里有一座他的个人博物馆正在落成……又说到黄永玉正准备出一本《从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书。不知怎么又说起黄永玉的画，老人又指给我们看黄永玉的画———原来左边沙发上悬着的便是黄永玉的白描荷花，下面有黄裳的题款，画得很用心，字更是风神逼人。

问起丁聪，李辉说在住院，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好转。黄裳说：“他以前给我画的漫画没画好，我本来想请他重画的……”言语间一种无奈之意。

谈到周汝昌，李辉说从北京到上海前给周汝昌的女儿打过电话，正在整理周汝昌与黄老之间的通信，准备出一本来燕榭书简，问老人要不要给这本书写序，黄裳说：“不要。”李辉说：“那我就写一篇整理说明，到时打印一份完整的给你。”老人点点头。

李辉又说起周汝昌，说周汝昌现在写字完全写不了，眼睛有病，写字时字巨大如天书一般，谁也无法认清。

老人无言。

一时又有些像枯坐的老僧，大概想起年轻时与周汝昌相知相契的那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