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调走了在华工作33年的巴兰德，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两年不到，同为非洲事务专家，1899年克林德男爵接替了公使的职位。

1900年之前陆续来华的，还有意大利公使，跟窦纳乐和克林德一样，两位走马灯一样出场的意大利公使都来自非洲，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甚了了。

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公使，都有一个职业爱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对他国的分析比对中国的分析多得多。

误会的产生

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义和团时，窦纳乐很快就找到了与美、法、德、意四国的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保护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民教冲突刚开始时，公使们并不认为事态真像传教士们呼吁得那么严重，窦纳乐也觉得主教们过于夸张了。

法国人樊国梁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执掌北京西什库教堂30多年。西方要员来京，都会因其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去拜访。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跟清廷要到了二品顶戴。

窦纳乐从3月以来，郁闷了一阵子，3月10日公使团扬言联合海军示威，伦敦得知后，批评窦纳乐擅自任公使同盟领导很不当，伦敦不愿意在传教问题上和中国动武。

但是在兖州传教的德国人安治泰和北京的樊国梁不断向公使团和政府上报各种民教纠纷和教民死伤情况。他们上报的数字，总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肆意夸张。安治泰从1890年代开始，就秘密地为德国政府服务，梵蒂冈和他所在的“圣言会”曾多次提醒他，不要陷得太深。他反而到处吹嘘，自己已能将清廷玩于股掌。

用拳民备战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5月12日又发生教案。教民遇难5人，樊国梁先是称68名教民遇难，后称“被杀无数”，他还说拳民高举“奉旨作战”的旗帜。这句话消除了公使团在召护卫队进京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它说明抗洋是有政府支持的。为平息“高洛大屠杀”，清政府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去增援，没想到22日杨福同就被拳民杀死，还伤亡十数士兵。

公使团的关注点不在杨福同被杀上，也看不到官逼民反。他们揪住高洛村传说中的死伤无数和“奉旨作战”。认定中国政府是拳民的后台，要驱逐传教国。

5月20日联席会议终于召开，集中讨论樊国梁那些充满中国政府阴谋论的信件，而结果是需要护卫队进京自保。

在5月26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法使再度用樊国梁的消息提醒洋人将要面临的灭顶之灾，克林德说期望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只能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存在这个前提。窦纳乐对此话的理解是，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最后这次联席会终于达成协议，不再举行海军示威，直接调兵进京。

从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局面就从这里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进京的卫队，使得清廷高层更加不安宁，继续增援的西摩将军又受到了义和团的抵抗，变成了“找不到的将军”，为了西摩安全撤退，海军又攻打了大沽炮台，清廷感到被逼只能宣战，而且，用了洋人最怕的拳民。

不能让别国抢头功

在北京领着公使团出头露面的窦纳乐，根本不知道女王并不想让他留在北京冒险，81岁的女王6月9日写信给首相，说既然联军要进北京了，公使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北京。但首相明确告诉女王，窦纳乐如果回英国，那北京就成了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天下了，所以窦纳乐就必须坚守北京。

西摩当然知道津京一带地面上不好走，但是他必须先带1000多人火速赶到北京，否则就会被俄国分遣队人高马大地占了先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早就强调，绝不能让俄国人占了华北。而法德分遣队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俄国人抢头功。

窦纳乐没有料到，6月10日，由于拳民奋力地扒铁道，西摩那五列长龙般的火车气宇轩昂地搁浅在距北京20公里以外的廊坊，最后就连退回天津都需要海军通过攻占大沽炮台的战役来助其完成。正是西摩远征军这次失败，加强了清廷必胜的信心。他们没有算一下，廊坊一役的代价是，西摩联军死10人，而拳民加官军共死400多人。

考虑到京城以外，在不知道方位的某个近处，“找不到的西摩上将”（Seenomore）和他一千多人的队伍，驻在天津的领事团开始讨论如何给远征军解围。

挑起战火的通牒

德国海军上将班德曼首先指出了控制天津和大沽的必要性，但俄国对此很忧虑：如果不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在国际法上无法解释。但是第二天在俄领事馆召开的联席会上，各国只讨论军事取胜的问题，国际法不再有人提及。

窗外，天津望海楼教堂刚刚被焚毁。法国一改此前的犹豫，支持了德国对大沽炮台动武的提案。最后为了证明是集体决议，大家按官阶高低一一签字。时间是16日上午9时。

一个几能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行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过了，为了绕过国际法的制约，最后通牒用领事团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名义发出。该通牒要求中国在6月17日子夜之前正式回复。凌晨两点之前撤出大沽炮台。

历史在这里又抛下一个迷团，这份要求17日子夜前给出答复的通牒，直到17日凌晨5点才送到直隶总督府。此时大沽炮台已打响了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外交欺诈。尽管俄国在16日晚9点曾递交过一份通谍，在联军布置妥当舰艇布局之前，几乎不给中国留出备战时间。大沽炮台在几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失守。

克林德之谜

公使团的强硬、大沽炮台危在旦夕（其实17日已陷落，只是还没报给朝廷）、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惹了民愤，清廷在维持和平的前提下，准备遣散拳民，确实孔武有力者招入部队。

但也就在刚刚要解散拳民的这个午夜，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洋人要向其逼宫的假情报，于是，“朝令夕改”，义和团不散解了。使出了还算克制的最后一步棋——19日下午5时，窦纳乐、其他公使以及赫德都收到了驱逐照会，他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24小时内离开北京，最后时限是20日下午4时整。

是按驱逐照会上要求24小时离京，还是抗议或等死？只保外国人还是保教民？公使团争论不休之时，脾气最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突然站出来指责公使们的胆怯，他最能“打动”人的一句话是中国提供护送的卫队不可靠！但窦纳乐、格尔思甚到萨瓦戈都认为，克林德在危急关头仍不愿走，是因为他觉得推翻太后执政瓜分中国的时刻终于来到！

第二天，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辩论之后，窦纳乐在中国最艰难的一次会议终于在推翻了各种方案后定局：各公使馆分别向总署提交内容相同的照会，在延长离京期限的条件下接受最后通谍。另外，20日公使们要会晤总署的主要大臣，要求派几位大臣亲自护送公使团出京。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