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显露一点急躁，因为对方认为那是一种很坏的习气，办事必须从容有礼。在沙俄财政大臣任上，李鸿章恰好是我接见的第一个外宾。

在客厅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于是他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鸣。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跑来，一个拿着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就这么开始了抽烟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侍者们则毕恭毕敬地替他点烟、端烟袋，从他的嘴里拿出来又放回去。显然，他是想用这种派头让我对他的尊严形成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这初次的会面中没有谈及具体事务，只是不停地问候彼此的皇帝及皇室成员安好。第二次就不同了，李鸿章看到那些繁琐的仪式对我没能发挥多大作用，便索性不再施展那一套，和我交谈的态度也随便多了，显得十分率真。我和这位中国政治家商谈的结果是，中俄之间订立一项密约，其中包含以下主要项目：

（一）中国允许我们在它的领土以内修筑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必须由一个私营公司而非俄国政府管理，即所谓的中东铁路公司。

（二）中方同意割让给我们一条足以修筑和经营这条铁路的、狭长的土地。

（三）如果中国领土或俄国远东滨海各省被日本进攻，两国有互相保卫的义务。

协定获得两国皇帝批准并签字生效后，李鸿章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某天，外边传报说布拉哈的总督来访，此人是皇亲国戚，一见面只是不断地问候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健康，对李鸿章本人却不是很热情。显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是极具侮辱性的举动。

李鸿章不住地询问来客的信仰。总督声明自己是个回教徒，还将穆罕默德创始的宗教原理陈述了一番。会见完毕后，李鸿章陪着客人走到后者乘坐的马车旁，然而就在车子刚刚开始移动时，李鸿章突然朝随行的翻译大声喊道：“我忘记告诉总督了，方才他提到的穆罕默德曾经到过中国。我们发现他是一名罪犯，遂将其驱逐出境。他一定是从那时跑到俄国创立了他的宗教。”这番言语攻击来得太突然，总督半天缓不过神来，自然无从反驳。李鸿章则因为报复了对方对他的冒犯而看上去很得意，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自己的客厅。（节选自《维特伯爵回忆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