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谈与蔡元培萧伯纳合影:我觉得自己的矮小了

时间:2012-07-11 10:39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单滨新 点击: 载入中...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资料图)




1933年2月,萧伯纳在环球旅行中到上海作短暂访问,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与宋庆龄一起,接待安排萧伯纳的上海之行,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萧伯纳是17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因其作品“表现了理想主义与博爱,其中促人深思的讽刺时常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新奇之美”,获得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国际反帝大联盟的名誉主席,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曾与人联合发表宣言,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反帝大联盟拟定到中国访问的世界文化名人名单中,萧伯纳就赫然在目。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获悉萧伯纳即将来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等把接待萧伯纳作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希望借助这位世界瞩目的名人,进一步扩大民权保障同盟的影响,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1933年2月16日下午,77岁的萧伯纳乘坐英国“不列颠皇后号”由香港抵达上海吴淞口。同是国际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等上船迎接,双方在船上交谈甚久,约定第二天参加一些活动。2月17日清晨,宋庆龄又上船接萧伯纳,一起乘汽轮从杨树浦码头上岸前往宋庆龄寓所。


途中,萧伯纳绕道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专程造访蔡元培。蔡元培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也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国际笔会1921年在伦敦创立,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组织,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合作,并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萧伯纳是国际笔会的重要成员。1928年11月,在蔡元培、胡适等倡议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也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


蔡元培的英语十分娴熟,寒暄之后,两位笔会成员就聊起创作。萧伯纳说,“前些年,有人说我老了,不必看我的作品了;现在,又觉得我老而益壮,要看我的作品了。”蔡元培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先生的作品素来是美的,上海喜剧舞台老是演你和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你的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申报》连载呢?”


短暂会晤后,大家驱车来到宋庆龄寓所。巧的是,宋的寓所位于“莫里哀”路29号,而萧伯纳也被誉为“20世纪的莫里哀”。


中午,宋庆龄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大家希望鲁迅能与萧伯纳见面,于是蔡元培匆匆写一短简,派自己的汽车去接鲁迅。参加午宴的还有杨杏佛、林语堂、斯沫特莱等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会员。


萧伯纳1925年就开始推崇素食,所以午餐都是很简单的素菜,但气氛十分融洽。席间,坐在圆桌上座的萧伯纳一边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学习使用中国筷子,一边随性地闲聊中国家庭制度、中国茶、英国喜剧等,还幽默地谈他的素食理论:“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吃我的朋友”,“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年轻,我说不是我看起来年轻,是我的相貌与年岁相仿,只是其他人看来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苍老罢了。吃尸体的人便是这样,还能冀望他们怎样呢?”


碰巧,蔡元培也曾奉行素食,两个素食主义者便更多了一些共同语言。蔡元培说,“我不吃肉,是出于感情考虑。现在我的感情在动物上,就不吃动物。等到哪天对植物有感情了,我就不吃植物了”,“其实蔬菜和水里也有许多小动物,但我又看不到,所以也就没有感情不感情的问题了”。


餐后,大家一起陪萧伯纳在宋庆龄的宅院里散步,蔡元培派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的学生毛松友给大家来拍照。前些天,上海的天一直灰蒙蒙、阴沉沉,那天下午居然出现了太阳。淡淡的阳光照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浅绿的眼睛里满是笑意。大家高兴地说,“萧先生,你福气真大,可以在多雨的上海见到太阳!”这时,萧伯纳机智地反驳说,“不!还是太阳有福气,可以在上海见到萧伯纳!”诙谐的对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随后,这几位中外精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萧伯纳还与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在花园草地上合影。后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照。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


下午2点30分左右,蔡元培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会由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出面,在法租界世界文化协会的一个别致小厅里举行,参加者主要是中国分会的成员,约四五十人。萧伯纳作了风趣的演讲。临别时,中国分会向萧伯纳赠送由梅兰芳提供的泥制京剧脸谱,这十几个脸谱装在一个玻璃框内,有红脸的关云长、白脸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十分精致。萧伯纳爱不释手,并以赞叹的口吻借题发挥:“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面貌上鉴别出来。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面目,虽大都相同,然而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坐蔡元培的车子回到宋庆龄寓所,在花园草地上接受各路记者的集体采访。萧伯纳先是不肯多谈,但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终于打开话匣子。他对当时中国政局和抗日,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对英国对华政策等,“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有记者问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并放言“我相信社会主义,迟早必得普遍实现于世界各国”。接受采访后,萧伯纳又在蔡元培等陪同下参观“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表现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极大同情。


当晚6时左右,蔡元培等送萧伯纳返回“不列颠皇后号”前往北平,继续其中国之行。萧伯纳的上海之行可谓是“惊鸿一瞥”,十分短暂,但由于宋庆龄、蔡元培等精心安排,他有了很好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萧伯纳这位“和平老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对反动派的嘲讽,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鼓舞,有力支持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


萧伯纳离沪后,《论语》、《申报》等报刊有关他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瞿秋白还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1933年3月第12期的《论语》,几乎用整期篇幅刊登蔡元培、鲁迅等对萧伯纳访沪的感想。蔡元培在《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中,说“萧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并高度赞扬其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同情被压迫者的创作立场,认为读者因为他“倔强犹昔,不觉又引起好奇之心,加以萧氏游俄以后,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引起同情,故又转而欢迎他的作品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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